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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师者徐邦达先生

8已有 603 次阅读  2017-05-06 11:25   标签北京文博学院 
我所认识的师者徐邦达先生 ——访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创始人、文物学家、文博教育家陈步一

文/赵耕 北京日报记者


徐邦达先生


记者:您结识徐邦达先生是什么时候?

陈步一(以下简称“陈”):与徐先生结缘是在1994年,就是那一年国家首次面向全国招收了第一届文物鉴定相关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由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委托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分别进行古代书画鉴定和青铜器、陶瓷鉴定等专业方向硕士学位人才的培养。我最初得知这个消息还是从1993年安徽《美术家通讯》上一篇报道上获知,当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在接受采访中大体介绍了中国文博界鉴定人才青黄不接、许多老先生年事已高……而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古书画鉴定家杨新先生等为代表的这一代专家,又往往担任文博或教育单位行政工作,中青年专家来不及培养,后继无人……。那篇报道对我触动很大。

 

我出生在安徽皖北,大学时期在安徽师范大学学美术。安徽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讲到历史上很多事、很多人都与安徽密不可分。尤其是家乡浓厚的文化艺术风尚和家人的影响,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绘画。渐渐地也自然喜欢与艺术相关的文学、历史,后来,我果断选择了文化艺术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两年又赶上了报考中央美院古书画鉴定专业这个机会。与此同时我有幸得到故宫杨新先生和中央美院薛永年先生的鼓励和不弃,于1994年元月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从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古书画鉴定研究生(共十名同学)。师资亦由中央美院和故宫的多位导师担任。校内指导我的老师是薛永年先生。徐邦达、啟功、刘九庵等老一辈专家则是我们这个班的教学顾问和实践指导老师。


1994年在美院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与徐邦达先生、导师薛永年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外宾接待室课余留影,后排左一为陈步一)


记者:还记得徐先生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吗?

陈:他第一次来美院给我们上课是1994年仲夏,天气还比较热,之前大家听说徐先生要来,都非常高兴,当时他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徐先生讲的那节课很生动、很别致,我记得是在中央美院的外宾接待室里进行的。当时屋子里事先已挂满了中央美院美术馆珍贵的一批古代书画藏品。我和其他几名同学都站在徐先生落座的沙发后面,同在的还有时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主任的薛永年老师,和时任辅导员、现任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的尹吉男先生。当时的情形就是一堂生动的实物教学课。我至今还保存有那堂课的笔记,我记得徐先生分别阐述了他对展示在室内许多书画的鉴定意见,尤其肯定了一幅明代名为《云水行窝》的山水作品为沈周中晚年所作真迹。


徐邦达先生在美院外宾接待室给我们上实物教学课(后排右一为陈步一)



记者:除了课堂教学,在学校时您与徐先生的交往多吗?也到他家里去吗?

陈:去先生家里叫访学。那些年,我经常去访学的老先生有徐邦达先生家、刘九庵先生家和啟功先生家。印象比较深的是毕业前的那一次(19975月),按系里要求,我去徐先生家里送去我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扬州画派《高凤翰四十五岁自画像真伪考辨》。这是因为在答辩之前要把编印好的毕业论文送到各位答辩导师处预先审阅,以便提出问题再修改。去徐先生家之前,我心里很矛盾——经过考证研究,我认为北京故宫藏《高凤翰四十五岁自画像》是伪作,但它曾于此前早已入选为故宫院藏一级品。特别是这件作品曾被作为真迹出现在故宫举办的《明清书画透析》特展中。据说,这幅画还是上世纪70年代经徐先生鉴定后入藏故宫的。后来我发现除了北京故宫这幅自画像,青岛博物馆也藏了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高凤翰自画像画作。


记者: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高凤翰画了两幅自画像?

陈: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研究中确实遇到不少所谓的“双胞胎”、“多胞胎”的现象,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后。但故宫和青岛的这两张作品,名字不同,画面却惊人的相似,作者本人落款书体和内容均完全一样,连创作时间也是同一天。所以完成这个课题我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中央美院、故宫甚至是国家文物局多次为我深入各博物馆调阅文献实物研究开据证明。去故宫、青岛、济南等博物馆调阅了大量的相关实物资料。还在杨新、单国强二位先生的帮助下,调看了故宫所藏高凤翰的书画藏品数十件。后来在青岛馆中发现了高氏遗作《砚谱》,才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我就分别请教了啟老(啟功)、薛永年先生和故宫副院长杨新先生,问这可怎么办——我认为这两张画都是假的!我认为都是根据《砚谱》首页的石刻拓本小像放大后摹造的。

 

记者:但故宫那幅《四十五岁自画像》是徐邦达先生鉴定为真迹的啊?

陈:不但是徐先生鉴定过的,还是故宫定为院藏古代书画一级品。我的担心就在这儿。当时传言徐先生有可能要来参加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我就想:凭我一个后辈学生,怎能冒然的提出与老一辈专家泰斗相反的意见呢?但是,故宫杨新先生等与徐先生很熟的老师都告诉我:“徐老做学问从来是实事求是,你不要有顾虑,把问题研究清楚是关键。”薛永年先生告诉我:“徐邦达先生治学一向严谨求实,你可以先约徐老去家里当面汇报你的见解,再听听徐老是什么看法。

 

记者:徐先生对这件事怎么说?

陈:我先是把论文递到了徐先生家里,大约于二周后约定见面的那天下午,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徐先生究竟会是什么意见。未曾想到,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很努力啊,几年时间就有这样的收获,说明你真用功了。”第二句话——“你发现的这个多本的现象,显然是有依据的,没有胡说。”之后就与我闲聊起来,问我学习情况怎么样?平时读些什么书?对“四王、吴恽”各家了解多少?喜欢谁的风格……。约定的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直到我准备要告辞时他也不表态。我只能硬着头皮又问一句:“徐老,您看这篇论文能这样写吗?”他好像对我的问题有点惊讶,于是他就大声告诉我:“你的发现和论文都写得很好啊,为什么不能这么写?”——我心里这才有了底。那篇毕业论文最后果然得到了各位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

 

记者:真是出乎意料。作为一位名声显赫的鉴定大家,能有这样的胸怀,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陈:是啊,从那之后我和徐先生接触更多起来,到家里去的次数也多了,有时还留我在家里吃饭。徐老夫人滕方老师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生活,还亲自到我家里看望我和家人。滕方老师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一直以来,对徐先生的照顾更是不厌其细,没有她的呵**料,也许就没有先生的百岁寿诞;后辈学生和业内人士都非常敬重她。徐先生这一辈子,关心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其它人情世故往往毫不介意。徐先生一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原来的鉴定结果进行修正,并发表文章,说明最终正确的研究结论。最初我听到这话不大相信,我想:学者最爱惜自己的声誉,何况徐先生早在建国初期就成为国家鉴定专家组的成员。1953年就开始负责鉴定、收集故宫文物,影响那么大,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完全不必这么做。这一点更是徐先生人格魅力最为独特的一面。


 

记者:很多接触过徐先生的人都说,他身上似无人间烟火气?

陈:他完全不关注生活细节,也不关心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东西,徐先生真正做到了“一心不二用、术业有专攻”。有时候我就想,我们这代人要达到徐先生的学术高度真的太难了,因为你很难做到毕生都如此投入和超脱,生活上如此简约无求。一个人倾其一生的时间能把一件做好不容易,而要做到像徐邦达先生等老一辈俱有多方面的成就,更是谈何容易!如今我近知天命之年,才越发感到人的精力、时间太有限了!虽然,当年许多老师都已经不在了,像徐邦达先生、啟功先生、刘九庵先生等老一辈的处世治学,真是书画鉴定学界百年不遇的楷模。


 

记者:在学术方面,您从徐先生那里最大的获益是什么?

陈:实践与理论并重。在国际美术书画考古鉴定学界,徐先生是最善于运用文献结合实践研究问题的专家,他的研究凡涉及文献问题几乎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难题。我们读研究生时,就文献的运用和古书画实物鉴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徐先生的治学方法为案例研究的。现在我们当年的研究案例论文也于2008年出版了,书名就是徐先生题写的,叫《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不但博学,对古代文献的记忆和熟悉程度也是惊人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的。

 

1999年以后,我在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国家文博届老领导吕济民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侧重研究文物学的学校: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建校的第一年夏天我带学生们去琉璃厂考察,在一家古玩店里发现了一张署名为“房大年”的元代绢本山水画。之前我并没见过这个人的作品,只是隐约知道这个名字。经过跟店主交涉,很快就买了下来。一旁的学生们疑义很大,觉得这个价钱不可能买到元代的真画。(我当时是很自信的,跟学生们讲,这幅画一定是元代的。)一位河北籍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能否带我们去见见徐邦达老先生,让他判断这幅画的真伪。

 

记者:您就这样上门去找徐先生了?

陈:我被学生挤兑到那儿了,再说,学生们从心里早就想见见这位学界泰斗了。所以,从琉璃厂出来坐在校车上就立即给徐先生家打了电话,滕芳老师说“明天上午晚些时候徐先生在家,你过来吧。”记得当天要一同去的一共有十几个学生,为了不打扰先生,就选了四个学生做代表,我带着他们一起进了徐先生的家。那时徐先生已经搬了新家,在工体北路。那一段他晚上睡得不太好,白天还坚持写作,通常上午九、十点以后起床,按摩师在这时候到家里给他做按摩。我到的时候大概十一点,等了一会先生做完按摩,阳台上的窗帘还没拉开。滕芳老师之前先看了一眼画之后说:“这幅画有点像学清代“二袁”的路子”(“二袁”指袁江、袁耀叔侄俩,是清初专攻山水楼阁的画家,这幅画也是这个题材)。滕老师还指着画上的印章说:“你看,印章也是清代的——不过你既然来了,还是叫徐先生看看吧。”徐先生这时从房间里走出来,上身着白色棉质立领中装,一看到我就笑着说:“你们一个说元代,一个说清代,不会有那么大差距吧?把画打开吧,我看看”。那幅画轴又宽又长,我想帮先生打开,他却说不用,我就牵着天杆配合着先生缓缓的把画面展开……

 

记者:都说徐先生是“徐半尺”,说他鉴定书画看半尺可辨真假,真的那么快吗?

陈:的确。平常他看10幅画中,至少有8幅如此。像八大山人、明四家、“四王”这些熟悉的画家,说“半尺”已经是过谦了,他看几个字就能做出判断。不要说真伪,有时甚至连具体创作时间都能说出来——因为太熟了。

 

记者:这幅画也是半尺辨真伪的吗?

陈:不是,这幅画徐先生没有马上下结论,足足看了一刻钟——对他而言算是很长时间了。看完后先生让家里人把窗帘拉开,又站到阳台上阳光下去看。又过了约十分钟,他把画卷起交给我,转身进了书房。一会儿,先生拿着一本元代陶宗义的《辍耕录》出来了,(这是一本元代笔记体文献)先生翻开书对我说:“我记得这幅画在这本书里有记载,你看这书上说是房大年奉元文宗之命创作的,画的名字叫《万岁山图》,应该有两张,你手里这张“臣字款的是奉旨而作,后来进献给元文宗的,另一张也许没有落款,书中说是文宗手绘给房大年示范的稿本画。通过徐先生的指点,后来深入研究后才知道:房大年不是职业画师,在文宗朝中为官。当时元朝初创,元文宗命房大年以大都万岁山为题,作《万岁山图》。大都万岁山就是今天的北京景山(宋代时叫青山、元代叫万岁山、明代时叫煤山),只是画上昔日的胜景与今天早已大相径庭了。


元  房大年《万岁山图》


图为在徐邦达先生书房中,我和滕芳老师(中)在听徐先生对元代房大年《万岁山图》发表鉴定意见


记者:但是印章呢?滕芳老师不是说印章是清代的吗?

陈:滕芳老师认为这张画画的没有元代同时期职业画家画的那么好。徐先生说:“这正是对这张画的真伪判断的重要依据——他说:房大年本就不是专业画家,他只是一名元代擅长绘画的官员,因此画风虽板结了一些,但画中没有宋元职业画家气息,画的路子基本属于王振鹏宫苑楼阁画范畴。另外,从风格上看,此画既不属于宋,更不属于明清,画面上的时代气息、绘画技巧均与史料上说的房大年所作《万岁山图》的情况十分吻合。徐先生说他本人从未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见过这个人的其它传世作品,见于史料的也仅此一幅。因此他说:“我认为这张画就是《辍耕录》中记载的《万岁山图》,而且应是房大年传世孤品真迹无疑。”他又说:“对于在美术史上未有第二例画作出现的类似情况,就要结合作品的时代气息和参考辅助依据,要运用文献资料考证相结合,也可以得出结论。”至于印章,那是清代早期毕沅的鉴藏章,滕芳老师的判断是对的,但她只是简单随便一看,加上绢色很暗,印又盖在作者款识边上,所以误把后人收藏印当作是作者的印鉴。

 

记者:得到徐先生这样确定的结论一定很兴奋吧?

陈:是啊,徐先生也很高兴,连连说:“有意思,居然还能见到这个人的画!”之后,徐先生还一一和我带去的四个学生都合了影留念。滕芳老师还热情地留下我吃饭,祝贺我得到了这件宝贝。记得那天饭桌上徐先生兴致很高,向我问起了学校办的怎样,有多少学生,都聘了谁任教等等。当他得知在校学生有一百多人时,他说:“你为国家做了件好事,虽不容易,但很有意义,要搞好教学,学生多不重要,关键要精,你一生能教出一个两个真的高水平、好德行的学生就是对国家民族了不起的贡献……”。这才再一次的意识到文物学教育的责任和意义有多重大和艰巨;我向先生提出,希望请他方便的时候到学校看看走走,给学生们多一点鼓励,他表示等天凉快些,就去跟同学们见见面。


通过这次机缘,我跟徐先生又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更为关注此类画作。该着我运气好,大约2年后在北京的一家拍卖会上我又得到了《辍耕录》中记载的另一张《万岁山图》的母本,即元文宗手绘的《万岁山图》。这张画除画面局部景物略有细微差别之外,应该是房大年《万岁山图》参照的元文宗传世手绘的唯一一幅稿本真迹。事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芳老师,当时适逢徐先生腿部受伤正卧床休养,所以就没去打扰他。


199910月在徐邦达先生书房中聆听先生就如何培养民族文物鉴定人才问题发表意见(这张照片出自滕芳老师之手)


 

记者:说到引用文献,似乎也有人对徐先生的这种鉴定方法有微词,认为徐老过于重视文献资料,有泥古不化之嫌,您怎么看?

陈:确实有人认为徐先生过分喜欢引经据典,他的文章乍看似乎是清汤寡水一般“没看头”。的确,他的文风乍看平淡如水,绝无使用文学家们常用的形容词、感叹号,先生每次发表鉴定意见,总是坦言以见,从不迁就情面。所谓“泥古不化”,那要看对待什么问题,假如:今天的画家学郑板桥画竹子,画到和郑板桥一样而没有总结创新,只知临摹,这可以说是泥古不化了;艺术贵在继承而后创新嘛!但是在严谨的古书画鉴定学领域,忠实对古人作品的研究和文献记载是最基本的研究依据和治学宗旨,徐先生的研究往往基于作品与文献考证并重,研究之后再说出自己的见解,那时早以食古而化之于胸了。即使如此,他也从不过分修饰文章,说的清楚,道的明白,这就是徐先生的治学态度。这其实也是徐先生修为风范的外在表现。


率真乐观的徐邦达先生


从事古书画鉴定,不多读书不行,但死读书,不注重作品中笔墨规律的实践和总结也会误入歧途。从古到今有些文献本身就是假的,或是因研究著书者水平有限,指鹿为马的事也是常有的。所以重视文献而不知道作品的好坏优劣就会出问题,还有古玩行里讲的用“套棺材”手法做假,——比如清宫《石渠宝笈》等文献上对某幅画有记载,画的是什么、几尺几寸、哪里有个印章啊等等,造假者就直接按照文字描述去做伪。但这样的画,据我所见,没有一张能在书画的笔墨功夫上过关的,往往笔墨上有悖规律。只翻书对印章而不了解书画中的技法区别和时代特征那就势必要出问题。


徐先生判断一幅画绝对不仅是依靠资料考证那么简单。再举个例子,2001年,我从友人处得到一张被友人认为是赝品的八大山人“松竹梅”手卷,学生们也怀疑其是伪作,我又一次登门请徐先生作评判。那次滕芳老师也在家。


我记得,那幅画就放在徐先生书案上,我站在先生对面,滕芳老师站在徐先生座椅的右边,这次先生真的只打开半尺就脱口而出:“八大、好的、真的”。要知道那幅画一共有400多字题跋,打开半尺,看到的其实全是字。滕芳老师就在一边玩笑的说:“还没看到画呢就说是好的、真的,要是张大千临的怎么办?” 没想到徐先生脱口就说:“那张大千就不是人而是神了,这明明就是八大的字嘛!”。看完全画后,徐先生兴致越发的好,滕老师又逗他说,是不是拿印鉴书来对对印章?”徐先生很幽默的说:“有这个必要吗?穿上衣服是它,脱了衣服就不是啦?画本身是对的,还对印章干什么?”一句话逗得大家笑的收不住。

 

记者:这样精准的眼力,徐先生是怎么修炼的呢?

陈:徐先生出生在富裕人家,受父亲的影响自小8岁学画,十三四岁就帮助父亲管理书画藏品,十八岁拜苏州老画师李涛为师,之后又师从赵时棢学习古书画鉴别,同时游学于吴湖帆先生门下。后来他在鉴定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在书画界的名气了。徐先生说过,他自14岁起,到上世纪50年代初来北京之后,一直未间断过书画创作。他出过好几本书画集,我有两本还是徐先生送我的。


你看这本《徐邦达绘画集》,是徐先生1997年冬在南京金陵饭店送我的。这是他临摹元人张渥的《九歌图》,人物的开脸、发饰、衣纹、云纹等等,不管是细小的短线,还是飘逸苍劲的长线都精准无比。我自己也画白描多年,现在还教白描绘画课,凭我的体验,单是这线条功夫,即使是很有才华的画家,没有十年以上的修为也是无法画到这种境界的;这是他1940年初临摹扬州八怪之一华喦的《秋艳禽兔图》,这一年他才30岁,就有如此修为,笔法、用色、格趣都已进入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些枝条和表现动物毛发的皴笔无不苍润微妙,最见功夫;再看他29岁(乙卯、1939年)临摹唐寅的《落霞孤鹜图》,假以时日更旧一些的话,恐怕看到的人都会说,这是唐寅的真迹。在近百年的艺术鉴定学界里,有徐先生如此临摹古人功力的,恐怕只有张大千一人。

 

之前听很多人“神化”徐先生,觉得人世间安能有此等人。而一旦看到他的作品时就不得不信服了,不由得发出:“到底是徐半尺”的感叹!以后可能“半尺”也许有人敢自许,但又有谁能拿出徐先生自己这样的作品为依据呢?

 

 

记者:除了临摹古人,徐先生自己的绘画和书法是什么样的风格?

陈:限于我的所见,我认为徐先生人物山水主要受益于元人,白描画间接取法宋李公麟。他的山水画主要面貌更偏于文人画一路,格调清雅浪漫,而非宫廷画繁缛艳丽。周知,他最欣赏、也最下功夫钻研的是清代“四王”,晚年画的山水亦多取法于此而直入元人厅堂。看徐先生的画让你肃然起敬,一是他真下功夫,二是他真有才气和学问,即使老一辈职业画家中,能画出令内行人叹服的作品确实少之又少。


正在进行山水画创作的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先生的作品


书法方面,我认为徐先生的行草书面貌形兼李(邕)、米(芾)之格。而神韵游离二王(羲之献之)苏(轼)董(其昌)之间,晚年题跋小行书更见飘洒超凡的意趣。特别是到了晚年85岁之后,他的字更有特点,所谓字如其人,更多的则是他自己的面貌——看似文弱,实则缠绵、雄浑,有一种内在的神秘定力。他的字有种惯看风景的美,就像元人卢挚《沉醉东风——闲居》里面描写的,“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的神秘意趣。在他晚年的书法中,显然纯以格趣为之,无所谓外形的正反侧倚了。看徐先生的字又像品新茗老酒,重在品味他和他作品中的醇深悠远。徐先生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样——他一直就几十斤的体重,好似一阵风就能吹倒,乍见不免为他担心,但接触久了,你就会被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

 

记者:您认为徐先生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陈:简单的说是他的外在简约和内在的定力。一是衣着简约,先生爱着黑白灰三色传统中装,干净清雅,二是语言简约,先生平素绝不多言,言必卓绝。三是定力,与先生交谈,他常常处于肉眼闭而心眼开的状态,外人是无从想象的。我觉得先生瘦弱的外表下似有天机,他很难为什么所动,也不关注世俗琐事而忘情于他的自在大美之中,你永远见不到他有丝毫的飞扬跋扈;尽管先生早就是学界公认的权威,但他对人的态度始终平淡天真中透着友好和善。对世故人情他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定力,这种定力使他百邪不侵,这大概也是他长寿百岁的秘诀之一吧。徐先生从不自赞,更从未讲过靠自己的眼力如何如何,你永远从他嘴里听不到有商业味的字眼;他身形清癯、性情沉静而高标,与书画文物亲密接触一生而无浊气、无吝啬气这真是太罕见了,尤其是在今天这样追求物质得失的社会中,这样的修为实在太可贵了。

 

记者:似乎没有听说过徐先生自己有什么藏品。

陈:对于圈外人来说,这似乎是个很神秘的问题。徐先生早年也收藏的,他跟我讲过,那时他的收藏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是服务于先生临摹研究古人的。

 

记者:为什么徐先生后来放弃收藏了呢?

陈:我想应该与他所担任的文物工作身份有关,一则工作忙,研究任务重,二则收藏对他而言,无非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徐先生从任职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到1953年后担纲故宫古代书画专家,有太多的东西等着他研究。他看过的东西早已无法计数,普通人没有他的条件。因此,“既入我眼,即归我有”,事实上他收藏的好东西太多太多,无非都藏在他的心印之中。所以,对先生而言,早以无所谓是自己的,还是别的人。我个人认为,业余从事书画 鉴定研究的爱好者则不然,若自己没有收藏研究经历的话,是很难提高综合水平的,爱好者中大概只有心里没底的人才不去收藏,因为冒不起这个险。


我常跟学生们讲,我们研究“小文物中的大文化”,从古代杰作中发现杰出之所在,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二个字——玩味。要真的沉醉进去,真弄明白了,才知道什么是真伪美丑,什么是作者内心的大美自在。我受徐先生等老一辈的启发,把我的藏品中较好的佳作拿到课堂上让学生们临摹,不需要玻璃,不需要任何遮挡。学生面对如此的杰作临摹一年,相当于对着印刷品或者隔着展柜临摹十年、二十年也无法得到的体会和成效。看到学生们的进步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美。

 

陈步一(左)与徐邦达老师(右)


记者:这恐怕是很多老先生在年轻时代都未曾有过的体验吧?

陈:啟功先生曾经对我说过,“步一,你们这代人真是幸福,我们当年连好的彩色印刷品都很难找,即使看到真品也很难找到其他资料对比求证,能够看到不同见解的著作也寥寥无几,搞鉴定的全国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而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了好时代,信息出版业空前繁荣,加之1993年以后中国文物市场的复苏以来;我计算过,这20多年平均每年至少能看到23万张画,不管真伪,都有足够的信息资料以供研究。对此,我也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我们不必怯步在老一辈的成就面前,怕自己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关键是我们能否像徐老、啟老等老一辈那样专注、严谨、勤奋的为人处世,探求真知,我们有比老一辈更好的学习研究条件,关键是能否真的学习他们,坐得住 、耐得住常人难以想像的寂寞,实事求是的下一生的功夫。做学问有时需要死心眼,要有成就,就得有十年二十年面壁、坐穿蒲团的决心信心,做学问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更不能目空一切,没了敬畏,免得最终虽只得到一点物质的满足而由此迷失了为人的责任和享受其中的乐趣。”此生,我很庆幸能有如此福缘得到徐邦达、啟功、刘九庵、薛永年、杨新等老一辈专家对我的授业解惑,更深为学界后辈能有这样的楷模而深感欣慰和荣耀。


谨以此文怀念敬爱的徐邦达夫子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据2012228日北京日报发表稿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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