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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来

7已有 904 次阅读  2017-02-13 14:37
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来

        每當我看到張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畫作時,腦子常會閃過一絲念頭,好險啦,幸虧他沒有留下,否則世界上哪會有這些精美作品呀!

    張大千的山水畫,走出青城山后,畫風大為丕變;他的人物畫,從敦煌回來後,也畫風大為丕變;而他的整個繪畫思想,自從去國後,更是進行了一次巨大的丕變,可以說沒有張大千在國外的流亡生活,就沒有他後期的藝術造詣。他獨創的“大潑彩”,把西方繪畫的大塊色彩,和中國畫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國繪畫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張大千一九四九年去國後,從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臺灣,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畫魁畢卡索會面,成功地進行了東西方藝術的交流,把中國繪畫推向世界,居功至偉。

    張大千的偉大成就除了繪畫之外,與他的博學多才,聪颖參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開的。

    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曾幾次叫于非闇、葉淺予寫信請張大千,請他回來,還通過廖承志影響他,可是張大千畢竟是張大千,他獨具慧眼,審度時世,獨有定力,最終作出正確的選擇。

    我曾聽葉淺予先生說過,幸虧大千沒有回來,否則他逃得過鎮反也逃不過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無疑;我也聽謝稚柳先生說過,憑張大千口無遮攔的脾氣,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錢的闊綽,解放後是無法活的。

    我聽我姨媽說過,解放軍進成都前夕,地下黨通過各方面關係,給他宣傳共產黨的所謂知識份子政策,勸她留下,並許諾新中國成立後,給他當什麼畫會的主席,我姨父張心銘的同學是地下党,特地挑了兩擔米到張家說,政權交替時,社會秩序混亂,以備過渡時期時用,聊表我黨之誠意。

    張大千臨離開成都之前,開了次家庭會議,指著大米說:“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設法跟政府走!”

    但是由於當時成都的各界都準備撤退,機票一票難求,在張群的幫助下,張大千才拿到三張機票,匆忙中帶著徐雯波和女兒張心沛走了。

    最令張大千晚年遺憾的,是沒有把長子張心智帶走。

    張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銘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張文修的兒子。他脾氣溫和,酷愛繪畫,自幼在大千身邊,耳聞目染,頗得真傳,可惜他先天體弱,在阿根廷時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讓大千頗為傷心。

    張心銘是張大千三哥張麗誠的次子,當今荷花攝影家張之先的父親。他在張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輩喊三老子。他畫的荷花,幾可與大千的荷花亂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八十年代出國前,謝稚柳先生曾在那張畫上題跋:“張心銘為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為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此畫我帶出國後,曾打算托香港《大成》雜誌沈惠窗先生轉交給臺灣“摩耶精舍紀念館”收藏,我先寫信詢問,結果沈惠窗先生回信說紀念館不收。嗣後我為《大成》寫了《墨荷泣訴》一文,擬將此畫做插圖。我先寄照片給沈先生,沈先生說照片製版不清,要求將原畫寄去,說用畢即奉還,孰料畫寄出後黃鶴一去不復返,不久沈惠窗先生也突然歸西,此事就成了絕響。

    張心銘因与八叔張大千有信件來往,文革時以裡通外國罪慘遭迫害,造反派強迫他在烈日下把磚塊從東搬到西,然後再強迫他從西搬到東,如此反複的勞累,使她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最終醫生告訴造反派,張心銘心肌已嚴重勞損,隨時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將其釋放,不幸在釋放的幾天後,就客死在長江邊的一家小客棧里,享年五十八歲。

    張彼得的傳世作品不多,我僅見過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將在美國矽谷亞洲藝術中心舉辦的《大風堂三代畫展》中的《雙虎圖》,前兩幅看到的是真跡,後面看到的一幅僅是照片而已。

    張心智是大千的長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輩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隨張大千去敦煌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在敦煌時,張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學習製作礦石顏料。張心智也善畫,我曾收藏過他一幅山水,後贈送給大風堂再傳弟子黃岳峰兄收藏。

    張大千沒有把心智帶在身邊,是他晚年最遺憾的一件事。

    源起於“一怒之下”:前不久張大千遠遊,臨走前把心愛的寵物——白長臂猿(取名“白寶寶”)交給心智飼養。可是這白寶寶被大千嬌寵慣了,不服心智管教,不肯吃東西,心智年輕氣盛,不懂哄騙,“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記耳光,孰知白寶寶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絕食,憂鬱得病,不久死了。大千回家,見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記耳光。這時的心智畢竟已是獨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帶著弟弟心玨,遠走高飛,到蘭州尋找岳父魯大昌去了,就此心玨在蘭州定居,在蘭州音樂學院任職,文革遭批鬥時,因他是反動黑畫家張大千的孝子賢孫,批鬥時造反派勒令他當眾喝下一碗墨汁……

    張心智因鎮反時岳父魯大昌遭逮捕,在蘭州待不下去,轉展往離蘭州不遠的銀川謀生,後因統戰需要,被落實政策,做了半輩子的寧夏博物館的館長,當然他文革中也受盡屈辱,苦頭不少於乃弟,可謂兄也難為其兄。弟兄倆“一怒之下”,走錯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們後人聚在一起議論此事時,假設昆仲二人如果當年朝南往廣東走,說不定和日後的保蘿、心澄兄弟一樣,圍繞父親膝下,過上和保蘿一樣的幸福生活。

    說到這裡,筆者又要贅言幾句,說一下張心智的岳父魯大昌。

    提起魯大昌,此人可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連中共的黨史也少不了提他一筆。

    卻說張大千去敦煌,由於右任的介紹,認識了當時任蘭州市長的蔡孟堅,又通過蔡的關係,結識了魯大昌。

    魯大昌,字松齡,臨夏魯家村人,早年在軍閥隊伍當兵,因作戰勇敢,逐年升遷,後併入國民黨軍隊,曾任新編第二軍軍長,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等高級軍政職務。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國工農紅軍穿越臘子口時,魯大昌時任國民黨十四師師長。據中共黨史所載:“經過兩天兩夜的激烈浴血戰鬥,英勇善戰的紅軍出奇制勝,擊潰甘肅省軍閥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軍,於九月十七日淩晨全面攻克臘子口天險,使國民黨企圖阻擋紅軍北上抗日的陰謀徹底破產……”

    其實據筆者從親近魯大昌的人那裡聽到的,與黨史所載大有出入……鎮反時新政權給魯大昌留了條命,但歷次政治運動幾進幾出監獄,讓他吃足苦頭。在審訊魯大昌時,他曾經說了這麽幾句話,頗可玩味:“我當時有三個步兵旅,一萬五千兵馬,難道能守不住這幾十米寬的山口子嗎?你們把聶榮臻叫來,問他當年說的話算不算數……”

    一九三八年後,魯大昌在軍中失勢,回到蘭州,在城西郊外吳家園的黃河邊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的別墅,取名“松齡別墅”,就此耽溺書畫,交結文人,凡來蘭州的墨客文人,魯大昌都邀來松齡別墅作客。據說邀請的文人中間,就有徐悲鴻……

    張大千往返敦煌,經過蘭州就住在松齡別墅,和魯大昌談畫論文,朝夕相處,十分投緣,後來魯大昌把養女嫁給張心智為妻,兩家結為秦晉;親閨女魯敬,點了香燭拜張大千為師學畫。據筆者所知,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張大千曾派香港畫商張應流,去蘭州給魯敬送畫,此畫現在刻在蘭州郊外新建的碑林裡,魯家後人曾帶筆者去光顧過。

    魯大昌的孫女魯廣智女士告訴我,姑姑魯敬曾告訴她,有一年黃河漲大潮,眼看就要漫過堤岸,淹入松齡別墅,大千對魯大昌說,我來我來畫張河神圖祭拜一下,以求保佑,說罷隨手畫了一張四尺紙的“龍女圖”,魯大昌請來和尚道士,鬧騰了一陣,大水果然退了。事後大千把此畫送給魯敬作紀念。

    魯敬將此畫視若拱璧,一直藏在箱子裡。

    一九六一年,魯敬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因家中無米開灶,孩子將此畫賣給收破爛的,換了五元錢……魯敬出獄後知道此時,痛哭失聲。

    張大千住在魯家時,發生了一件失竊事件,賊被抓住後,魯大昌命手下將其吊在梁上,饗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魯大昌收藏頗富,他駐軍北京時,曾在琉璃廠收羅了大批字畫,筆者曾見過謝稚柳和蕭建初臨摹的,北宋畫家李公麟的《西嶽降靈圖》長卷,曾是魯大昌的藏品,現原作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據魯廣智回憶,魯大昌駐軍河南時,曾挖掘過一座宋墓,出土了不少珍寶,其中有幾尊比她人還高的瓷瓶。她說六十年代還在家中雜物間放,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魯廣智還告訴我有關一件黃庭堅書法長卷的故事,剛才查閱網上,她所述與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吻合,現抄錄於下:

    有一件黃庭堅的書法作品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後“文革”以前。一個寒冷的夜間,有個中年婦女到煦園看望家父。她是魯大昌之女魯敬,帶來一件古代書法作品,最外面裝裱成雨傘式樣,裡面是黃庭堅的行楷長卷。我至今記得那軒昂鬱拔、雄放瑰奇的筆跡,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間,屋裡變得分外安靜。魯敬講明來意,她是受其父魯大昌叮囑,來求水老先生題跋的。父親看過卷軸,神色莊嚴地謝絕在上面題寫,他說他不是不寫,是不敢寫。他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在流傳千古的前賢珍跡上著墨。但魯敬說他父親已經被再次抓進監獄,這一次進去凶多吉少。最後她以父命難違說動了父親,父親磨墨選筆,畢恭畢敬地在長卷後隔水空白題跋紙上寫了他拜觀的心得。從魯敬在壽山堂燈下展開長卷,到父親題跋、蓋印、收起,不超過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中,我只是在旁邊看著,但它留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猶在眼前。魯大昌是甘肅軍閥,以曾在臘子口圍堵長征紅軍而進入史冊。現在書刊、網路上有不少與他有關的資料,照錄一段:“……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初,魯大昌奉令在岷縣臘子口堵截北上紅軍,經過一晝夜激戰,被紅軍擊潰……抗戰期間任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失去實際軍權……在蘭州修建公寓,以‘高級將領’身份出沒于高級軍政官員中。1946年當選為國大代表,1949年蘭州解放時逃居岷縣,被人民解放軍捕獲管押。勞改期間,因病保外就醫,1962年10月1日在蘭州病逝。”這些資料數量甚多而大同小異,它們相同的一點是都遺漏了(或是忽視了)魯大昌是一個書畫收藏家。他雖然出身行伍,但對書畫藝術懷有極大的熱情,他與家父的交往也與此有關。當年張大千自蜀中西行蘭州、敦煌,魯大昌的支持贊助起了決定性作用。張大千過往蘭州,就在魯家住宿。我聽說魯大昌還曾為張大千送過一位侍妾。魯大昌當然收藏了不少張大千的作品,張大千也替他薦選了一些古代書畫。那年看過黃庭堅書法長卷之後,我父母還議論魯大昌收藏黃庭堅書法,說不定與張大千有關。魯大昌是以“歷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獄的,他自己頗有自知之明——共產黨來了不抓他抓誰!1949年以後,他雖然不到“七擒七縱”,也差不多是“三進三出”了。我不太清楚魯敬拿來黃庭堅長卷的時候,她父親是否已不在人世。如是我聞,黃庭堅長卷的結局極具“中國特色”:文化大革命開始,魯敬受其父株連,也被捕入獄,關押在甘肅平涼監獄。她入獄時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帶了一把“舊雨傘”。在女囚中她年紀較大,認罪服法還過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後,她常偷看枕頭裡的那把“雨傘”。魯敬的行為被同囚室保持著敵情觀念的女犯人看到眼裡,立即向管教人員告密,說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魯敬就偷看暗藏在枕頭裡的什麼東西——大概是變天賬!

    在犯人集合點名的時候,監獄管教人員警告魯敬,立即交出暗藏的變天賬。經過一番解釋之後,魯敬拿出並非變天賬的那把舊雨傘。管教人員當眾打開,流傳了1000多年的銘心絕品,便展現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涼監獄的一夥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舊’的時候,竟然將封建垃圾帶進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公安人員勒令魯敬當眾撕毀黃庭堅書法長卷,並點火燒為灰燼。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沒人知道這件事,他們會聯想:“那也是好幾個億的東西啊!”我不知道燒毀黃庭堅書法長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絕對知道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不論對於中國書畫史、中國文化史還是中國人的心靈史,那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以上引文,作者署名佚文,據筆者考證,此文的作者肯定是蘭州名儒熙園主人水梓先生的兒子,極有可能就是中央電視臺名主播水均益先生的尊人,水梓是水均益的祖父。

    張大千住松齡別墅的時候,水梓常來造訪,張大千也去熙園作客,並送給水梓許多工筆精品畫作,水家人惋惜地說,可惜那些字畫都在“浩劫”中失去了。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時,魯大昌時有派人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有知情者目睹,魯大昌一次就送了四千銀元。

    筆者肆意縱橫,海闊天空,從寫張大千鋪陳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不過文章中心還是沒變——祖宗積德,蒼天佑我中華文明,在曾經肅殺荒漠的文化土地遠處,還有一顆燃燒着的火種——“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

    因為文中提及的角色,留下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都是悲劇人物。(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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