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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平丨明清书法琐谈

已有 40 次阅读  2019-09-26 21:26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经过了二、三十个世纪的历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整个书法史中,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书法,却似乎是不受人重视的尾巴。这个时期的书法固然有其因袭衰落的一面,如明初和清初、中期曾两度由统治者倡导的馆阁体的兴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但更有其不容忽视的一面:一是流派特别繁复,因为时代愈后,接受前人作品愈多,取法的门类愈广。二是明末清初出现的格调新奇、气度宏大的草书高潮。三是书与画的结合有了新的发展。四是清代嘉道以后碑学的兴起,形式上似乎倡导“复古”,而实行着的却是创新,使书体面目呈现了格外缤纷多彩的面貌。


(明·宋克 临《急就章》)

中国书法,唐代讲究结构的严谨,宋代开始松动,注重意态,元代赵孟頫创雅媚秀润之风,不但笼罩了元代数十年,明季书坛也受其影响。明代书法,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出现了“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宋克成就最大,他学书于元末饶介,上追钟、王,擅行草,结合章草笔意,挺劲雅宜,自成风貌。但惜影响并不深远。到了永乐年间,“二沈”(沈度、沈粲)兄弟名噪一时,他们分别擅长楷书和行草,光润妩媚,受到成祖朱棣的赏识,因而学者甚多,逐渐形成庸俗的风气,这是馆阁体的开始。他与当时盛行的科举制相适应,所以影响甚大。其代表人物还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清代王文治有诗说得好:“沈家兄弟直词垣,簪笔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这种“馆阁体”延续到清代,有增无减。被乾隆称赞为“羲之后一人”的张照,就是一个专学赵孟頫,仅得光圆柔媚,绝无创造的人物。同时的翁方纲、成亲王、铁保、王文治等名家,虽非学赵,但也不能摆脱类似的规范。


(明·祝枝山 《行草摸鱼儿词 》)

明代中叶,如王世贞所说:“天下法书归吾吴”,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淳等出色的书法家都出在苏州,他们于馆阁体外卓然独立,使书风为之一转。祝、文两人影响最大,他们同师李应祯,都从赵孟頫上溯晋、唐,又结合宋人书意,但最终面目迥然不同,各具千秋,独自成家。


(明·文徵明 《行书七言诗卷 》)

祝氏,当时曾被推为明代第一,他兼善多种书体,又特精于草。他的草书揉合怀素、张旭及黄庭坚诸家笔法,沉着痛快,富有变化。本辑所收之《自书诗卷》,为其代表作之一,大草狂放而法度严谨。纸长丈余,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如风驰雨骤,令人惊叹。


(明·陈淳 《草书七绝诗》)

文氏则较少作草书,习见多为清劲峻拔的行书。他师法《怀仁圣教序》,又参以欧阳询笔意,转换分明,稍露锋芒。而最受人的是小楷,结体精密,锋颖秀发,从《黄庭》、《乐毅》变化出。本辑所收之小楷前后《赤壁赋》,书于嘉靖三十年,他已八十二岁。全赋近千字,书写清劲雅秀,无一懈笔。出自八旬老者之手,实使人感佩。


(明·徐渭 《草书李太白诗卷》)

王宠工行楷,取法钟繇,以淳古胜。陈淳善行草,疏放自然。他与稍晚的徐渭,在写意花鸟画上并称“青藤白阳”,影响很大。在书法上,则对明末出现的草书变革的风潮起了先导作用。


(明·董其昌 《行草致陈继儒书》)

同时的吴县人蔡羽,字九逵,也是一位独具面貌的书家。本辑所收他的《书说》卷,不仅是一件法书精品,而且是一篇理论精辟的著作。如他论述笔法所说:“浑厚而英发,清新面淆括,散散漫漫而刚介劲拔,趋趋跄跄而休闲裕斡;疾者如脱,徐者如待”,“疏不容加,密不容遣,华不可凋,秃不可少,笔行而志自从,趣动而机不已”,很能有辩证观点。他的书法,正锋浑融而富有变化,师法“二王”又自出新意,正好印证了他的理论。


(明·王铎 《行书七律登岳庙天中阁看山感时》)

明代晚期出了一个享有盛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他与邢同、张瑞图、米万钟并名“四家”,但他的影响远过其他三家,几乎笼罩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百余年。他的地位相当于元初的赵孟頫。行草书出自米而自成一家,流畅俊逸,风华自足。董书也与赵书一样,稍觉柔媚,是他的弱点。而“四家”中的张瑞图,却以壮阔的气势引人注意。


(清·石涛 《致退翁二札》)

张瑞图和同时的王铎、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在明末清初书坛上的地位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特别值得提出来,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革新的势力,造成了一个新的草书高潮,其特点在于个性的解放。他们的草书,各具面目,或欹侧纵横,险中求稳;或随心所欲,风神潇洒……那种博大的气度,是前人法书中所罕见的。傅山“宁真率,勿安排”的理论,正是这一时期书法不拘一格的新面目的反映。他们草书的影响,在近现代仍很能显著,甚至影响到日本的草书家。


(清·八大山人 《宋之问诗》)

中国的书和画是姊妹艺术,书画同源的论说由来已久,强调画要有书意,要用书法作画。但书需有画意的一方面,并不甚强调。宋代是文人写意画开始发展的时期,宋代书法的重“意”,不能说不包含着画意。“宋四家”的苏轼、米芾都兼擅书画,他们画有书意,书有画意。这种结合,对书画这两姊妹艺术互有补益。元赵孟頫诗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说得十分形象化了。书与画的结合,尤其是书法吸取画意这一方面,明清两代有了大的发展和突破。在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是徐渭,他的行草注重情态,笔墨多变,随意挥洒,狂放外发而蕴藉有度,貌似无心而内含情意,与他的写意画意趣完全一致。明末的朱耷、石涛,是继徐渭之后这方面的佼佼者。朱耷书写“八大山人”别号的那种具有画意的字体,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他的书笔与画笔都同样给人以圆浑奇朴的感受。石涛的字奇逸多变,根据画义,喜作长题,或隶或行,或兼而有之;或浓或淡,或浓淡由之。这种多变的书风,与其画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简直难以分割了。石涛的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扬州八怪”,“八怪”的画各有面目,“八怪”的字也各具特色。金农借鉴《天发神忏碑》,以扁笔作书,似隶似楷,人称“漆书”;黄慎擅狂草,如作人物衣纹;其中最突出的是郑燮,结合篆、隶、行、草四体,创造了所谓的“六分半书”,画意格外浓厚。


(清·金农 《隶书》)

参有画意的书法,更容易反映作者的个性,所以更耐人寻味,这应该说是书法的一个发展。往往书画兼长的作者,乐于得此神趣。这种作风一直影响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趋势。


(清·何绍基 《行书苏轼诗》)


(清·伊秉绶 《吉祥》)


(清·赵之谦 篆书《潜夫论》)

清代书法,到了道光、咸丰时期,汉魏碑志出土日多,研究金石文字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书学界也逐渐兴起了习尚北魏之风,使书法起了新的变革。乾隆进士阮元,首先倡导“北碑南帖”之说,其著《研经室集》,论书竭力“扬碑抑帖”。接着是嘉庆举人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其后有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皆力主碑学。从书法实践上,我们可以把邓石如、伊秉绶、吴让之、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沈曾植、吴昌硕、陶浚宣、李梅庵等皆划入这一范围。他们临习金文、石鼓文及汉代和北魏的碑体,并把这种浑朴苍劲的金石味融入行书及草书,开创了书法的一条新道路。这次变革,形式是复古的,内涵却是新颖的。这在绘画上的表现是赵之谦、吴昌硕开创了“海派”写意花卉画,把诗、书、画、印结合在一起,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气质、神韵上完全融为一体,进入了一个新的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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