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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 你误会了石涛的意思

热1已有 575 次阅读 2018-04-26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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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 你误会了石涛的意思

清石涛山水十二帧册

石涛在60岁的某个夏日，写下了一段画跋，其中有一句是“笔墨当随时代”，后面的人也起劲跟着喊，因为有了石涛这个名号，这句话便喊得理直气壮了。

读一下石涛的这段画跋，就知道石涛恰恰是反对所谓“笔墨当随时代”的。画跋的前两句是：“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意思是：笔墨面对时代而跟随着时代，就会象诗文风气一样。画又如何“犹诗文风气所转”呢？后面具体说了：“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这就是说：如果笔墨随着时代，就会跟诗文一样，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后面就象白开水一直煮，毫无味道了。细读这段画跋，明显看出“笔墨当随着时代”中的“当”字不能作“应当”解，只能作“面对”或者“如果”解，否则就说不通。

所以，如果有人高喊“笔墨当随着时代”，并冠以石涛名言，对不起，错了，这只是石涛的半句话，就是“笔墨如果随着时代……”，还没说完整，什么意思都没有，怎么可以当口号喊呢？如果有人高喊“笔墨当随着时代”，并说我们就把它当成笔墨应当随着时代来理解，不行吗？这倒是可以，不过需要明白的是，不但石涛反对笔墨应当随着时代，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也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唐中叶，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用散句写作散文，代替了当时无病呻吟的骈文，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古典散文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所以，苏轼赞誉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是不随时代的。

在书法上，赵、董书风曾笼罩了明清几百年，让人厌烦了。这不是赵、董的问题，而是那些随时代的人跟风的结果。还好有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这些不随时代的人带来了新意。

石涛的时代，人人学习“四王”，画坛因循守旧、一潭死水。石涛不随时代，反对盲目跟风，他是师上古人简约淡然的画意，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终于，石涛开创了一个时代。

所以“笔墨当随时代”是很平庸的，是画奴干的事情。有作为的画家是决不能“笔墨当随时代”的，“随”——决不是大家的风格！

黄宾虹说得好：“画有民族性，而无时代性；虽有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这个不移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不是什么时代精神。黄宾虹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创新者。

艺术创新是艺术家的强烈欲望，要创新就不能随着时代，当然更不能胡闹、瞎搞。其实可以看出，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都是向古人学习，从传统那里吸取营养，真正懂得继承传统的人才可能有所创新。韩愈学古文，赵、董学二王，张瑞图、王道周、王铎学晋人，石涛学古人师自然。为什么要从古人那里学呢？因为那里是源头，是土壤，文化艺术的精神在里边。所以愈是学古人，愈是能出新意。

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辩

文/陈明哲

“笔墨当随时代”虽是清代石涛所说，然而并非石涛本意，这句话只是被好事者断章取意地曲解，并逐渐演化成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术界比较流行的口号，甚至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动辄搬出“笔墨当随时代”作为古训将错就错，以讹传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涛的这段画论原文：“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盛唐之句，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癸未夏日苦瓜痴绝书。”这则画跋是石涛在公元1703年，62岁居扬州时画跋原文，也是他晚年的笔墨观。显然，在石涛看来时代的审美每况愈下，笔墨随时代的风气转变就像诗文随时代的风气转变一样将会“渐渐薄矣”、“无复佳矣”。此语是石涛对笔墨的时代特征的阐释。很明显，石涛的这段话是不赞成“笔墨当随时代”的。在这里“笔墨当随时代”只是一个假设，假使笔墨当是随时代，就会象诗文一样随时代风气“无复佳矣”，言外之意就是笔墨不应该随时代，要在墨海中立定精神，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和“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之说，可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艺文随时代而嬗变的特质，唐诗重情，宋诗重理，元画尚意，明清画尚趣。而某一时代的特征（即风格）并不是之前存在着一个抽象的“时代精神”，让画家去“反映”，让艺人去“代变”。“笔墨当随时代”这句口号提法本身就包含对艺术的创作有着刻意的成份，笔墨是艺术家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修养和对自然的感受自觉地反映。

一、从石涛的艺术追求来看，他是反对“笔墨当随时代”的。

从中国画的发展史来看，石涛所处的时代是董其昌大行其道的时代，有清以来山水画坛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书画一道，自董思翁开堂说法以来，海内翕然从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无有问津者”。（清.方熏）“我朝画学不衰，全赖董文敏把持正宗”。（清.李修易）显然董其昌被视为正脉，引导着中国画的时代潮流。后继者“四王吴恽”极力追捧，倡导复古，一笔一墨讲究出处。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某笔肖某笔，不肖可唾矣”。

石涛早期学画，从笔墨技法上是元四家、沈周、董其昌一路的，但他对当时画坛那种只重仿法某家某派的做法很是不满，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他16岁时的《山水花卉册》（一说是26岁画，46岁重题，参见鲁迅美术学院孙世昌教授《石涛艺术世界》）画跋有：“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有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汪绎辰《大涤子题画诗跋》）青年时期的石涛就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发出如此指责，足见自我意识之强烈。针对画坛的袭古风气，亦是当时的时代风气所造成的泥古不化现象极力反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大胆地提出“我自用我法”在艺术上已经超乎寻常蹊径，同时也反映了石涛的思想与时代的审美格格不入。中国古典绘画至董其昌，形式表现更为抽象、纯粹，笔墨更趋于概念化.这不能不说是美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董其昌引导着时代审美的倾向，但同时千篇一律的笔墨形式，陈陈相因摹古风气也给后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而处在同时代的石涛却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影响画家笔墨的是亲历自然山川所引发的直接自然感受，“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令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从湘源到楚水，从越中到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借助自己已获得的知识、法则、技艺去表现对自然山川的审美感受，升华为新的认识和笔墨表现形成。“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通过臂腕手指而发乎笔，或浓淡，或轻重，或虚实，或疏密，在画面上表现出内心感受和情感节律相应的点线，墨态境象，心手相应，从而达到“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的境地。因为没有直接的审美感受，只是去迎合当时的时代审美趋向，就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的笔墨形式的创造。

自然中的山水是永恒的，不变化，只有时代是变化的，而不同时代的人对真山水的感受也不同。时代的进步、审美越味的高下和笔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正比关系，古未必劣，今未必佳。“迹有巧拙，艺无今古”。（谢赫）时代进步了，并不能说明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了，而是审美情趣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带来不同时代的画家对真山水的感受，理解不同，而最终可以反映在笔墨上，而不是刻意地、主观地去迎合时代审美。准确地说笔墨反映时代，而不是“应该”，“一定”要去“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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