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 你误会了石涛的意思（2）

而时代审美的逆行者——石涛通过自己的个性思想和笔墨追术，一样使中国画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当大多数画家热衷于外来的东西和新的探索，或迎合时代需要，政治需要而大喊“笔墨当随时代”时，李可染，石鲁的笔墨从生活中来，陆俨少，傅抱石的笔墨从传统中来，他们都成功了，然而他们的成功都没有失去中国画的意义，试想他们的笔墨追术要是总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还会有今天的李可染，石鲁和陆俨少，傅抱石吗？

石涛“借笔墨以写天物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他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他不随时流，追术革新是一贯的，从青年时的“我自用我法”，到南京时的“法本法无法，再到北游期间的“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和晚年的“无法而法”其思想脉络很清晰的，所以他不赞成“笔墨当随时代”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从石涛个性气质来看，他是反对“笔墨当随时代”的。

石涛是清初最富有独创性的画家，被20世纪初期画坛称为“个性派”，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经常批评泥古派是“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他在创作中“我自发我之肺腹，揭我之须眉”，强调“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个之事”。有的话甚至很意气，有点不讲道理，如“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非我就某家也。”这就是石涛的个性。

石涛也曾北上问赏皇家，展示才艺，“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在京城是正统派的天下，他的精头乱服野逸纵横画风，根本没有立锥之地，史传所谓的跟王原祁、王石谷的二次合作那只不过是好事者博尔都的炒作而已，至于王原祁盛赞石涛：“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的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791年冯金伯的《国朝画识》，再早已无记载，缺乏史实，不足以信。（考证详参不见台湾学者石守谦的《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

 “四王”以正统派自居，石涛在京师被上层的艺术界批评为“纵横习气”而遭到了冷落，这时石涛反而创作出一生中极具个性的作品如《搜尽奇峰图》卷、《古木垂阴图》轴等，来竭力彰显自己的艺术见解，并回应正统派是“道眼未明，纵横习气安可辨焉”，又说“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我旨也”。所谓的代表着时代审美正统派被石涛斥为“道眼未明”，可见石涛何以去追随他们呢？其实统领当时画坛的四王只是生活在当代，画却是画古代，他们只是用他们的影响力把他们的画风推向风头浪尖，从而引领时尚。

三．从石涛的作品来看，也并没有追随时代的审美。

清初的时代审美崇尚繁复、精细，这一点在建筑，诗文、玉雕、瓷器等方面具体体现出来，书画的审美上以表现秀润的“董体”和缜密“王画”为时尚。

石涛的山水画从南宗出，甚至还学过董其昌，但随的阅历增长，他渐渐冲出了传统的束缚，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态。石涛有一方自用印为“不从门入”，也足见他极力倡导我法的个性，其山水“笔墨纵恣，脱尽窠臼”。表现在用墨上，善用积墨，破墨，泼墨，焦润，枯湿上处理的独得其妙，满纸墨色淋漓酣畅，自然天成，这在当时的画坛是绝无仅有的。石涛的画面用点上不拘一格，他把点的功能扩大、夸张，点的独立价值被加强、提高，而他著名的《万点恶墨图》中墨点的干和湿、薄与阔构成了覆盖画面的丰富肌理，这在当时看来是绘画的大忌，肯定会被斥为“纵横习气”，更不用说符合时代的审美了。而在构图上，石涛的截取式构图，以特写手法传达深遂的境界，虚实结合，出奇至胜，不落时人窠臼，也是极富创造性的。

石涛的花鸟兰竹也迥与时异，郑板桥说石涛“画兰不似兰，画竹好野战”，尤其是书法，胎息颜真卿，少年时对董其昌有所临习，然“心不甚喜”而终。石涛喜题长跋，往往因画异而体变，这一点在当时的画坛也是具有开创性的。石涛的画中可以看出他对笔墨语言进行的精心实验，避免了文人画发展单纯的趣味表现，以及对今天文人画仅仅是玩弄笔墨的一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更多地表现出了大千世界的盎然生气和文人画中那种难得的岸然自立的气格。

笔墨是民族的，个性的。石涛在当时正统派复古、拟古的思想统治时代，如此鲜明地针锋相对，提出“借古以开今”的口号，高扬“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生命精神，不随时流，如空谷足音，尤其是他不追风逐尚的笔墨观，在中国画多元化的今天更具有借鉴意义。时代审美不断变化，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中国画精神气质，去创新中国画，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跟风，机械地、 盲目地、刻意地去追随毫无内容的流行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