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密码 免费注册
我们将登陆移到了这里
      我知道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话冯仑、管勇

2已有 2313 次阅读  2010-07-02 09:29   标签冯仑  管勇  对话  生活 

  对话冯仑、管勇:像庄子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管勇几年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作品中强调批判与反思。这次的捐赠的作品似乎也与知识分子有关。背景是很多的书,甚至能看到书脊上的字。你能谈谈这幅作品与反思态度么?

  管勇:对当代社会的反思和审视是我一直强调的态度。中国的现状,无论文化还是经济社会层面,处于一个重构的时期。这也是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阶段,最好的状态就是观察和反思。

  这次捐出的作品——《宁静的红》,与环保拍卖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我一直以来对作品态度的呈现。前一段时间准备展览,作品都比较大。最近做了几幅小的作品。这一件我比较喜欢,很放松的状态,更强调理性、安静,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概念。黑颜色的几个层次,形成了一种非常淡、非常美妙的区间。

  知识分子的命题是我十几年来思索的问题。我感觉目前中国,无论是公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认知,都是越来越抽象和模糊。可能目前中国的环境,并不适合知识分子这个物种生存,他们处于面临灭绝的境地。

  冯仑:我们原先知识分子的概念是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的。那时候读书人很少,知识分子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或是有些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在欧美,知识分子就是指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还很少。但有文化的人很多,他们都混在一起了。最近一个调查很有意思,中国的亿万富翁中,64%是大学文化,算上大专学历超过了70%,而大学中最多的是北京大学。再过10年,任何领域的成功者都会是有较高文化的人所占据。以后不能用文化低来批评他们。

  以前那种读点书就是知识分子的概念没有了,应该逐步分化出、涌现出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独立的艺术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这部分人应该很少。剩下一些有文化的人,就是职业人员,知识是谋生的手段,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

  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与批判精神。他应该是报春鸟,对社会问题应该提前预知;然后应该是啄木鸟,肩负批判社会的责任;同时是自由鸟,想飞哪儿就飞哪儿,享有言论的自由。

  管勇:也许从冯总讲的这几个标准看,我个人可能还达不到知识分子的标准。我倒是希望能是一个观察者。在目前中国的剧烈变化过程中,我还无法想到未来知识分子是怎样的概念。

  冯仑:现在有人就给韩寒贴了个标签,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自己不愿意承认。可能这个担子有点重,大家都不愿意背上。事实上,未来要产生这样的物种,他们是具有可能性的。他自由,没有那么多牵绊,自己养活自己,可以发表任何观点。

  《三联生活周刊》:从社会财富的角度看,企业家本身都占有很多资源, ,企业家或者说富有者是否更有必要约束自己的欲望?管勇的作品中很多也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做了深刻的反思,你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个人欲求与生存环境的冲突?

  冯仑:从我做生意以来一直是历史的看待消费主义的问题。中国富起来后,要让大家在物质上过过瘾。但是不能老过瘾。这是两句话。

  刚吃上肉,就喊不能浪费,这样不合适,不能叫大家马上改吃青草。吃肉吃腻了,再改吃素,就是健康。我在想,一个教授和一个文盲,从监狱里出来,前三天干的事是一样的。第四天就不一样了。前两天要满足生理需要,第三天找个房子住,第四天讲美德了。于是教授越来越高尚,说我从来就不爱吃肉,甚至开始伪装。文盲就一直吃下去,昏天混地,也许最后酒精中毒死了。无非是这样的结局。但他们前三天都差不多,都是哺乳动物,教授不可能出来直奔艺术而去,把生理问题隔过去。

  我们经过了长期物质匮乏的时代,大家在物质上都没满足过,要让大家先过过瘾。如果马上就开始批评,这就有点不厚道。就像教授都享受过了说,我从来没吃过肉也不找女人。人要将心比心。

  中国已经发展了30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现在谈健康生活,遏制奢靡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除了引导合理消费外,还要提倡健康消费。不是说花钱就好,不该浪费的不要浪费,不该显摆的没必要显摆。正常就好。

  所以,应该想点高尚的事了。

  管勇: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首先具备了消费和享乐的能力。但据我的观察,很多人的消费与享乐是非常同质化的,大家都开大排量车,住大房子。这种消费模式扩展开,可能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同质消费发展的结果,就是过渡占有和使用资源。

  冯仑:这里面有个两难的问题。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就需要大量的大宗消费品、甚至奢侈品来拉动。比如大排量的汽车,大房子。比如买一个包,可以花掉几万。但如果刺激面条的消费,人一天也就只能吃三顿饭。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发展应该以何为引擎,以哪种方式刺激消费,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思考和安排。

  比如最近对投资性、享受性住房的需求进行限制,鼓励满足住房的刚性需求。那么这项政策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出台呢?现在房子都盖起来了。如果房子都卖出不出去了,是不是又形成浪费了?比如大排量车进行限制,或者分单双号行驶,那么生产出的大排量车是不是有形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以,领导人要算那些算不清的帐。所有算得清账,对领导来说,都不重要,不是他要去算的。算不清的账,比如时间的账、伦理账、价值观的帐,都要他算。要把的决策放在空间、时间、价值观上一起来算。

  比如我们说发展经济,只算GDP,那是能算得清的。但是如果增加“美德”这个标准和参数,该如何计算?也许又要调整GDP,那会是另一种算法。从道德的角度看,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做的,那是因为有另外一本账。

  管勇:该如何刺激经济,是国家层面的决策。有时这种冲突并不是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它变成了一种经济发展的代价,或者说是体制的代价。

  从个人角度来说,对自己有所要求,对欲望进行管理是可行的。大家讲大道理,说到最后往往归咎于体制问题。那么索性,个人可以毫无作为,免去责任。但个人的自主精神是需要的。

  冯仑:从消费观来讲,我认为比较好态度就是自然、适度,正常、正经。比如汽车,有两万元的有两百万元的。我觉得两百万的就不必要了。我上班的车是100-150万的,家里100万以下就行了。有点面子就好,不必太差了。我从不主张公司买两百万元以上的,从效率、安全、体面考虑,购买100-150万的公务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任何事情大吃大喝不好,但天天吃排档也是装。

  其实人只要保持这样一个心境和生活态度,大家都很开心。有时候可以的简朴也是很虚伪的。比如我们曾经想再在上海找个10块钱以下的地方吃饭,但是找地方就花了好长时间。成本也很高。所以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标榜什么主义。做个正常人最好。我在公司不主张奢侈消费,几乎不打高尔夫,公司高管几乎不做奢侈消费。我所能做的事就是影响一个群体,在公司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人要像庄子一样生活,自然、智慧、适度。其实人一旦自然了,也就智慧了。一旦贴标签,一旦极端,大家都不舒服。

  管勇:艺术家在村里,在城乡结合部,也是没办法的。但是艺术家有个优点,能够把生活装扮的有些诗意,至少在审美的时候是这样。

  冯仑:在落魄的时候我也向艺术家学习,用高雅掩盖贫困。那时候我住8平方米的筒子楼,睡在地上。我发现草编的家具和饰品都很便宜,就买了很多草筐,睡在草席上,衣服放在草筐里,灯罩也是草做的。进屋子发现也很舒服,但花钱也不多。艺术家有这个本事,把不起眼的空间搞得不落俗套。

  《三联生活周刊》:阿拉善SEE协会的这次拍卖是一次公益活动,你认为公益与慈善有什么区别?

  冯仑:在中国,慈善多被大家理解为有钱人对穷人的帮助,或强势对弱势的帮助,是施舍与受施的关系。从根子上慈善成为了伦理要求,而不是制度安排。这是不对称的关系,施舍后就要求感恩。我认为这在中国有一个历史的传承,一直就是这么理解的。慈善也是这么被理解的。

  公益这个词以前是很少用,它是当代公民社会的一项制度安排,受贿者是所有人,而不是只对穷人。比如环保,空气好了所有人都受益。同时,公益是一项制度安排,政府、企业不做的事情由第三部门完成。有些事情是政府不做或做不了的,就可以由公益组织来做。

  公益既是建立未来公民社会的一项很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社会细胞间组织联系。推广公益观念是现代社会的观念,而慈善的观念是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这样的道德观念会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走向反面。比如慈善上花时间多的人,未必能获得正面评价。但是公益做得多,得到正面的评价比前者要多。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建设者,应该鼓励做慈善,按照未来社会的要求,建设公益性的文化,推动公益活动,大家都受益。作为万通,我们做的更多是公益项目。比如儿童的教育,跟穷与富没关系。

  传统的慈善也应该做,但在一个不稳定的转型社会,它的社会反应更加复杂,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往往和捐赠者的预期不一致。

分享 举报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

涂鸦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