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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昆焘书法作品有感 原载《艺术中国》2013年第8期

已有 431 次阅读  2013-10-22 15:13   标签书法作品  中国  艺术 
一篇反映湘军领导集团精神风貌的实物文献
--读郭昆焘书法作品有感

谢吉合(长沙)
笔者藏有郭昆焘的一幅书法作品,其内容是一篇修身的哲理论文,全文如下:圣人悬虚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应之,其无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旷然。譬之鉴,光明在此,物来则照之,物去则光明自在。彼事未来,而意必是持鉴觅物也。尝谓镜是物之圣人,镜日照万物而常明,无心而不劳故也。圣人日应万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为物役而后累心,而后应有偏著。物有以慢藏而失,亦有以谨藏而失者,礼有以疏忽而误,亦有以敬畏而误者。故用心当在有无之间。每日点检要见此念头,从德性上发出,从习识上发出,从物欲上发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识得本来面目,初学最要如此。落款:木夫尊兄正笔,樗叟郭昆焘
通过这篇哲理论文,我们可以窥见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首的湘军领导人物的思想风貌。
郭昆焘(1823-1882),字意城,湘阴人,郭嵩焘之弟,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曾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与左宗棠一起赞襄军务,筹划防御太平军。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克衡阳,扑长沙,其势凶猛。郭昆焘与左宗棠共同承担起守卫长沙的重任,几乎是在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经过八十多天艰苦胶着的战斗,终于击杀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于妙高峰,取得了守卫长沙的胜利,迫使太平军转而北上去攻武昌。长沙守住后,重修被太平军炮火炸药所毁的天心阁城楼。当时所刻记述此事之碑《重修天心阁记》,即出自郭昆焘之手。原碑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改革开放后重新修复天心阁,新刻的《重修天心阁记》,书法系出自今人之手,已经完全不能反映郭昆焘书法的风貌。
郭昆焘所任之官职,虽然止于四品内阁中书。但他对湘军取得与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却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后来继任的几届湖南巡抚毛鸿宾、恽世临、刘琨几乎都继承了张亮基、骆秉章的任人风格。那就是全权委托,放开手脚,委以重任,决不掣肘。从而使其幕府里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左宗棠、郭昆焘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例如关系到湘军军费的厘金、盐茶二局的筹设,就是由郭昆焘一手操办。
由于左、郭二人的努力,太平军始终未能插足湖南。从而巩固了湘军后方,使湖南成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军饷。
 郭昆焘与左宗棠二人在仕途上、事业上的结果不一样,与他们的性格有相当大的关系。左宗棠的性格更其刚健、自信而开张,有机会施展,则厚积薄发、疾恶如仇,决不畏首畏尾。因此便发生了足踢樊燮事件,导致湖广总督官文专折弹劾"劣幕"。左宗棠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但也搭帮命运中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事件,在潘祖荫、肃顺的辩护推荐下,清朝廷知道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从而成就了左宗棠的脱颖而出。继而有了组建楚军,独当一面真正充分施展的机会。
但郭昆焘毕竟是湘军中萧何式的人物,对这个集团在中国当时军事政治上的杰出表现,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他之所以未能如其兄郭嵩焘等人那样功名显赫,与封建政体的官僚体制及任人机制有关。而我们研究湖湘文化和湘军现象,却决不能忽视了郭昆焘这个人物。

湘军领导集团是以岳麓书院书生为主体的读书人组成。其中出类拔萃者有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郭昆焘兄弟等人。他们崇奉的是儒家的宋明理学,抱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他们是继王阳明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充分体现优秀的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貌的一群人。在国家危亡之时,敢于挺身而出,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很快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

胡林翼曾经有过一个笑谈,说诸葛亮是古亮,左宗棠是今亮,郭意城是老亮,而谓自己是新亮,就很能反映这种抱负和胸襟。
湘军这个以读书人为领导主体的武装集团,利用了当时天下分争国家政权濒临崩溃的历史机会。以社会边缘人群即游民阶层为主要力量,参与了争雄天下的行列。他们打着维护主体社会价值观的旗号,却相对游离于腐败官僚体制之外。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他们心中的价值体系就是宋明理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郭昆焘的这篇修身哲理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的主旨就是抱定认定的道德操守不动摇,决不随波逐流。这种不逐流,既抱括不逐腐败官场之流,也不逐边缘人群中的民粹主义之流。
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使不管是主流还是边缘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在颠覆鼎革的历史时期,有一个与边缘社会流民群体结合的过程。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由知识精英和流民人群组成的政治势力,曾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这种"书生领导流氓"的历史现象,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书生随波逐流,沾染上大量底层社会的恶习,改变和放弃了原来知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游戏规则、道德准则等方面的"德性习识"。从而成为了民粹主义的领袖,或者干脆变成了"流氓领袖""流氓皇帝",这基本上是一个由"书生变成流氓"的过程。另一种结果是基本上坚守了原来知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游戏规则、道德准则的底线,在道德人格上没有发生大的颠覆。从而在历史的浪潮中经受了一场大的道德人格洗礼,其贵族气度和贵族风范被坚守下来。后一种结果,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结果。
郭昆焘的这幅魏碑书法,写于他的晚年时期,当时魏碑刚刚开始流行。此时的他已自称樗叟。但通篇文章却反映出他曾处于纷繁复杂、日理万机的事务中。但能虚怀以待,胸中的"道理"就是一定之规,就是"雄兵十万",不为物役,用心于有无之间,能"日应万事而不累"。这在道德修养上,在日常习惯见识中,在对物质生活享受的态度中,都能反映出来。个人修养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不会患得患失,待人接物就既不会疏忽傲慢,也不会敬恐疏远。这种个人修养的境界,从他通篇书法的敛锷藏锋、四平八稳而不失大气的风格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风骨和精神面貌,几乎也是湘军上层领导人物的总体风貌。这实在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湘楚之地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湖南人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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