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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感悟、疼惜与珍爱

3已有 854 次阅读  2014-04-26 07:17   标签exactly  normal  black  style 

对生命的感悟、疼惜与珍爱

——当代艺术家王增瑞新水墨画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傅查新昌 

在宋庄画家村里,王增瑞跟我谈起艺术创作时,希望我看到他把技术层次的探索,让位给对价值观、人性因素、历史认知的思考,以及由这种思考带来的人生体验。其实我知道,王增瑞的新水墨画,从他的青年时代就超越传统国画程式化的窠臼,在后现代性维度上观照人类正在遭遇的价值危机。尤其是王增瑞的人物画围绕审美情趣的价值与意义,或者借用各类艺术的样式结构与视觉综合,呈现某种幽默与滑稽的意味,不厌其烦地将普通人物描绘得穷形尽相,给人一种过目不忘的审美享受。

 

精神疗法与艺术救赎

 

在一个大多数画家忙于解决生存问题的经济环境里,有些伪智者试图横移一种吃饱了撑得慌的土豪意识,无疑是一种虚伪和矫情。在他们的绘画作品里,充盈着梦幻、僵滞、窒闷、冷漠、荒谬、愚昧、恐惧、性爱、危机、滑稽,昏厥、迷信、混乱、孤独等符号与样态,与宣扬国家美学的主旋律艺术不同,形成了一种义和团式的自嘲、痞气、玩世、泼皮幽默的艺术潮流。是个人对世界的无奈、反叛、对抗、恐惧和梦幻交织在一起,人生收缩的畸型与杂乱的混浊交相辉映。因此,许多画家认为在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种反讽的艺术表达,或许玩世主义已经成为最无奈也最轻松的自我宣泄。

从阐释学上看,杜尚、沃霍尔、博伊斯之后,艺术自身的边界变得模糊,艺术品意义生效的途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境遇下,王增瑞的艺术探索开始向有意味的形式转换,寻求新水墨画的另一种希望。他涉猎马蒂斯、塞尚、莫奈等人的绘画艺术,钩沉毕加索和庞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情结,潜心研究蒙克、米罗、毕加索、艾豪、沃霍尔等西方艺术大师和波普艺术语言形式,体验他们作品中的哲学意味和文化奥源,并结合他自己的心性经验来表达某种幽默、荒诞、戏拟、嘲笑与反讽的意味。在这种创作状态中王增瑞的绘画艺术显示出一种充分的警醒与自觉,直接聚焦于生命自身及其意义的探询。他擅长信手掳住与生命相关的人性细节,置入艺术语言的洪流反复浸泡,以便放大一个有关社会学的瞬间感受。这些审美瞬间总是在条分缕析的描绘中,将物质时代的欲望和对道德伦理的恐惧不安,加以非政治化的调侃,将民族主义本土化和外来经典的畸形冲突演义为审美游戏,这实际上是自我价值和现实规则的矛盾和妥协。他的直观理念,或他热衷于表现的集体无意识,提示给人们一种共相,但同时这共相又被看成一种本真的文化培养基。

更宽泛地看,艺术创作活动实际上涉及到一种文化、文明或一个民族,对于艺术以及与艺术相关的事物的一整套看法的形成过程。简单地说当代新水墨曾经由群体意向转换为个体创造意向,逐渐进入由个体对社会、人生、环境、文化、精神的体验和追寻。显而易见,王增瑞秉持肯定性的理想主义态度,面对现实人事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以他的坚韧与敏感,丰富的思想资源,冷静地求解着当代中国最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示出普通人生存活动的图景。譬如,这些年相继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的藏家收藏的《心灵深处》、《上帝面前》、《阳伞》、《梅花》、《虎妞爱祥子》、《贵妃》、《母亲与孩子》等作品中,王增瑞对不同主题贯注的寓言式象征,充满诗意的题材取景中交织着复杂隐喻的当代意识,或者在源于现实的非现实图像中,也蕴了他作为当代诗人批判性的责任、使命与勇气。这些纠结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错综情结与情绪,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为多元和开放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张力唯有兼备娴熟技能与敏锐感受力的艺术家方能彰显,也唯有准确把握了当代文化精神特质的艺术家才可表达。

从心理学方面来讲,深藏在挥洒自如的画面背后的创作态度、情怀和自信,使王增瑞从不在乎绘画成规,而是大胆地自由裁量内心元素。在《 红猫》、《参观天安门》、《镜子和读书人》、《红地毯与大镜子》等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女人、街景、古楼和镜子,是王增瑞喜欢采用的语言策略。他用不同语境的普通人物破解令人惊奇的生命世界的噩梦,试图将一种心灵积习,极其智慧地转换为一种精神疗法,一种艺术救赎,一种色彩语言修辞学。也许作为一种反讽的荒诞美学与精神分析的绘画,王增瑞很潇洒地画出超常规的国民心性的自恋与怪诞,以及劣根性的膨胀、扩张、蔓延,最终指向生命之本的文化破解,抚慰着中国人难以平衡的内在失衡。

 

对噩梦之恶的文化性破解

 

在王增瑞的价值观里,新理性精神是把现代性看作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后技术时代,是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反启蒙精神,一种时代的前卫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生存意义的心性尺度,是人类建设新理性、新道德、新秩序需要长期遵循的原则。为了悍卫理想主义新理性精神的美学价值,王增瑞以描绘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性,构成了他笔耕不辍的艺术世界。

如果概括地说,王增瑞的人物画已经涉及人类社会的精神疾苦,以及世界的良心和社会学观念。这是在伤害性的现实人事和治愈性色彩语言之间平衡的美学寻求:骚动与快意,幼稚与率真,拙朴与粗鄙,敏捷与莽撞,经常交织在一起而令人爱厌交加。譬如,《红猫》、《洗头》、《忙着打扮的女人》、《祈祷的女人》、《油灯与红指甲》等人物画中,王增瑞描绘出当代女性波澜不惊的心灵姿态,把某些异常的审美经验注入生命意识,并且拥有波普艺术、表现主义的犀利、刻薄和不屈的批判精神等人文艺术观念的麇集。他把从西方大师那里学到的后现代性概念,隐含在传统的信念与生活习俗中之后,转向了具有当代意味的笔墨情趣的发现。如果说绘画主题是悲剧性的和象征性的,王增瑞的探索所产生的反复出现的女性人物,就是慰藉性的与治愈性的审美所指;如果说人生苦难是一种噩梦,王增瑞通过一个在不同画面中出现的意象自我,所注入的人性温暖与精神诉求,则是对噩梦之恶的文化性破解。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王增瑞将拟像主题发展至生命叙述的每个领域,使之与慈悲情怀产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审美联系。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命与自己能够承载的天命,或人所渴望的生命意义相比,都显得十分脆弱、容易陷于病痛或被毁灭为碎片。然而,真实的人性努力在于通过散落的情感碎片,将生命的意义凝聚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主体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或道德问题,而是弥散在生命世界中的疾病与治愈、痛苦和安慰的秘密之中。譬如,在《我的故事》、《我的朋友马云飞》、《在我生命里要歌唱》、《劳拉住在很远的地方》等作品中所描绘的每一种人性的温亮与存在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其中都蕴含着救赎性艺术表达,其意义生效的内在文化逻辑自然形成一种意义范式。在这个意义上,王增瑞的艺术语言总是携带着心性经验与思辩力量,携带着一丝令人颤栗的美感。他描绘着一次比一次更加深重的心灵灾难,旨在穿透理想主义现象学的不同层次,从认知、情感、心理到生理,似乎人们经历过一场生与死的锻造。

对王增瑞而言,本真地描绘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是出于艺术家真切的体验、诚挚的追寻、不断的思考的结果,也是艺术家个体感受和知性、理性对作品的授予和投射的结晶。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强大的艺术创作动力,可能源自某种隐蔽的精神焦虑,艺术创作带来的能量转移和代偿性的解脱,有助于摆脱内心的忐忑不安。王增瑞借笔墨意趣表现生命本体冲动,用多种西方绘画技巧表达社会理性、道德理性,其中的内容与形式、感受与理性浑然一体,创作出不同于当代其他类型艺术的优秀作品。譬如,在《忙着打扮的女人》、《疲惫的女演员》、《丈夫还没回来》等作品中出现的时尚女性,可能是这个特殊阶层的理想,这个理想遇到了最大的困境,那便是一片琐碎、平庸、卑微日常的人生与生活,理想存在于这一片沙砾之中,早已灭了光芒,而露出可笑的形状。再没有比这些女人更困惑、更迷惘、更接近内心的风景了,所有的都市风景都比她们更真实、更可靠、更有用,也更令人欢乐。

换言之,在王增瑞所描绘的一种视觉综合、心理暗示、审美情趣、沉重的心性经验之间,似乎感觉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域,都有一种生存状态与忧患意识的渗透手段,构成了对生命体验的神经性的、令人感受到抽搐和痉挛的感知时刻。他对社会学、人性问题、身体与事物,有着极其敏感的认知与表达。他总是悄然转向生命世界自身蕴藏着的语言、符号、表征,将生命世界自身的各种意义契机熔铸在他的艺术语言中。尤其是对当代普通人生存活动的自我想象,在王增瑞的绘画语言中激发出一种精神性的在场感,一种类似于艺术救赎式的象征效果,让人感知到一种生命挣扎的刻骨铭心。

 

激进的美学锋芒

 

 在王增瑞的新水墨画里,有一个深藏不露的美学问题,需要进一步阐释清楚。他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多元对立的矛盾体,不仅看到它的多面性,而且还避免使其走向极端化,忽视感性的需求而走向文化的唯理性主义,或是走向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忽视人类需求而走向工具理性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从另一个方向走向反理性主义。对王增瑞来说,文艺探索涉及一种反大众文化、批判社会的文化态度,可谓对传统窠臼的颠覆,这种探索者的姿态固然有浪漫个性的一面,例如艾略特在《荒原》里诉诸圣杯神话。在同一个层面上,马尔库塞以大众文化作为抗争形式,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

从王增瑞的诗歌和艺术探索,可能发现文艺领域的矛盾特性,比如像当年的海明威、乔伊斯等世界级大作家,一方面对抗大众社会,另一方面又试图模仿大众文化。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画家毕加索,也同样创作过晦涩抽象和简单通俗的艺术作品。然而,王增瑞很清楚后现代艺术似乎要返璞归真,将自身回归到文化生产,以抗拒现代主义的蔑视姿态,在形式上操控一切素材的美学立场。安迪·沃霍尔和威塞尔曼的波普艺术,几乎跟广告复制品一模一样,同样的趋势亦出现于后现代建筑风格或品钦的小说风格。在王增瑞的阅读史中,后现代主义事实上用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模糊了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的界限,因为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更显现出艺术家的心灵在场,而后现代主义态度有如福柯的“作者已死”论调,不单否定作者,更否定了孕育一种个人风格的可能性,或似乎响应了本雅明的《机械时代的复制艺术》,即声称:“复制也是艺术,非主体性也是艺术。”

文学艺术的这种嬗变之例,也许使处于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当代艺术面貌更扑朔迷离。正如艾蕾尔在《当代艺术的拜物教》一文中指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中如是问,而后又不无惶惑地借海因茨之口回答道:“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无独有偶,许多年以后,阿多诺面对纳粹的暴行,道出一个振聋发聩的世纪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一语成谶,艺术自身的情景是一个悖论。王增瑞画了几十年的新水墨画,也写了几十年的探索诗,他自身的情景是悖论?还是野蛮?我相信,由于多种文化与文明交织冲撞,必然产生创作力的重估价值,甚至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启发,对煽情的伪理想保持着警惕,对绝对主义的独断论加以拒斥,这使王增瑞的许多人物画和写生作品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历史给他提供了精神超越的机遇,他的卧薪尝胆,通过这几十年的艺术探索,将会颇得越来越广泛的肯定与赞赏。

从另一个角度看,几十年来王增瑞对历史性、民族性和时代性,那种刚柔成质、狂欢式的表达方式,带着大文化视野的奇异风格,依靠后现代精神历验的灵动性,描绘特殊时期的集体无意识,使他的新水墨画获得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力量。譬如,他的《园明园之夜》、《王府井之夜》、《夹缝中的白塔寺》、《什刹海后海》、《玉渊潭之春》等写生作品,包括他的现代诗,都是反教条反理性的,所谓反教条反理性,就是创建新理性与新秩序。他把文艺创作当作一种精神诉求,寻求着差异性艺术表达致使世界与感受发生变异的美学力量。或者换句话说,王增瑞的绘画探询着生命自身的精神治愈功能,显现了他对探索性笔墨意趣的辩证力量、对感觉力度与强度的锻造能力。他对普通人的社会心态,以及这一心态在当代社会的变迁史,进行着一种心灵在场的精神分析,展现出他对生命本质的解读,带给观众繁复丰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对生命的感悟、疼惜与珍爱。

当然,如果单纯从追求人文艺术现代性的角度讲,王增瑞的精神诉求也是多向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保留了文化寻根的审美取向既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憧憬,也有对东方文化情怀的怀念。这样多元而又执著的艺术探索,足以显示王增瑞所具有的精神分析学属性与社会学特性。这种艺术家应有的率真、霸气和胆略,以及他在艺术探索上的雷厉风行、火热的、沸腾的、激进的美学锋芒,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

 

2014418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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