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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石《自叙帖》真相大揭秘(一):对话傅申“南昌县印”

8已有 2869 次阅读  2014-12-18 13:30   标签自叙帖  书法鉴定  傅申  张紫石  怀素 

《自叙帖》《书谱》《千字文》“南昌县印”断代探赜

 

作者:张紫石

 

       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印典》“释印”言:“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注1这便表明,自古以来印章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做徵信验证之用的,故亦称印信。

 

我国的印学史始自春秋战国,先秦以来绵延不绝,流变过程中依其功用,分化成多种类别和形制,大类如历代官印、私印。其中又可细分为帝后印玺、官署印、姓名印、吉语印、肖形印等,还有一种常见于传世书画上的鉴藏印。书画鉴藏印自唐宋以降乃至今日,从皇家宫廷到民间,大多数的收藏者皆有将自己的鉴藏印钤于作品之上的传统,以供信验而示其曾经的归属。或因此,除书画作者的印鉴之外,这些鉴藏印也与传世古书画有了不可割裂的关系,而在书画鉴定实践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数千年来源远流长,代不绝人,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其收藏史也几乎同样漫长。千百年来,历代公私所藏古代法书名迹可谓蔚为大观,流传至今天的也不在少数。以两岸故宫为例,据相关统计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达十五万件左右;台北故宫博物院迁台时所藏则有近万件古书画,其中居多历代传世珍品。

 

在这些传世书画名迹流传过程中,古代书画作品的作者和各个朝代钤于其上的累累印鉴,为吾人研究考证该作品之创作史、流传史、鉴藏史,提供了宝贵的鉴别其真赝和了解传藏过程与背景的讯息,这些印鉴中除去作者本人印鉴,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如宋代徽宗赵佶、清高宗乾隆等皇家鉴藏宝玺和项元汴、安岐等一些古代著名收藏家的鉴藏印之外,尚有一类基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出现在诸如怀素名下《自叙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孙过庭《书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欧阳询《千字文》(辽宁省博物馆藏)等法书钜迹上的官署印,如本文所要探讨钤盖于上述三卷之上的“南昌县印”,即属此列。

 

关于“南昌县印”的断代,台北著名学者、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在其被传媒称许为“巨著”、“宏文”的《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以下简称《临床诊断》)、《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以下简称《映写》)中,认为此印“时代必早于金章宗(1168-1208”系“北宋”之印,并且“其年代可能与苏辙绍圣三年(1096)谪居江西时为邵叶题跋有关。【注2此说抛出近十年来,至今未见有海内外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似已成为学术界公认之结论。那么,此印是否确如傅氏所言系“北宋印”呢?

 

据笔者的研究,答案却是否定的,此“南昌县印”其实并非北宋印而是一方明代的官署印。以下本文将就该印钤盖在《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三件传世作品上的客观状态,以切实之实物证据为基础,透过笔者的科学实证鉴定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地考察研究,抽丝剥茧地探寻出此印出现于这些古法书上的背景及原因,并重新断代,以求真相。

 

一、《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上的“南昌县印”

 

(一)、《自叙帖》墨迹卷“南昌县印”

怀素(737- 799年后,具体卒年待考),俗姓钱,法名怀素,字藏真。永州零陵人(今湖南省)。唐代中期禅宗书法大师,史称“草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怀素名下《自叙帖》狂草墨迹卷,草书,纸本手卷,纵28.3厘米,横755厘米,全卷由十五纸联接而成,有大历十二年(777)纪年。本幅上钤有累累古印,如“建业文房之印”、“舜钦”、“武功之记”等多方合缝印并有北宋邵叶“邵叶文房之印”、南宋赵鼎“赵氏藏书”等收藏印。入明代后,先后归严嵩、明内府、项元汴、清内府等递藏。 

1、《自叙帖》(左一)、《书谱》(左二)、《千字文》(左三)卷首骑缝处“南昌县印”。其中《自叙帖》上“群玉中秘”印覆盖在“南昌县印”之上,从(左一)图中可清晰看到“南昌县印”残留印泥仍存于“群玉中秘”印框之内,表明“群玉中秘”印的钤印时间必然晚于“南昌县印”。

 

此《自叙帖》卷首骑缝位置,有一方残损朱文宽边大印曾引起海内外书画鉴定界的高度关注。这方印钤于前隔水裱绫与本幅纸张接缝处中部,由于此印印蜕原始形态被人为破坏,其上并覆盖有“群玉中秘”骑缝印一方,故其印文一时间难以辨识,见图1(左一)。关于该印,傅申教授在2004年所著《临床诊断》一书中,曾专门论及,并将其残留印文释为“州印”:

 

“卷首‘怀素’二字右方不可识之宽边大官印的半印(隐约似为‘州印’二字),正好是一个正方形。笔者(傅氏)推测在加盖‘群玉中秘’印之前,不知为什么原因,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和液体,将此官印盖在隔水绫上的大半印洗去而洗出红晕,故以泥金重描云纹(只有在接缝边尚留出原印印色长条)但隐约仍可见大印的右半边框,量其尺寸,大约六点四公分见方。”

 

此不可辨识的‘州印’(?)半印,时代必早于金章宗(1168-1208。其印泥与其他所有印色不同,笔者(傅氏)期待未来能辨出此印(初步翻阅宋、金印存资料,均未见此印,但有相似风格),也可使用某种光学仪器如红外线摄影,将洗去之大半印显示出来,为此卷之流传史增加新知:如更能追究出此印为何被洗去,发掘出一段秘辛来。”【注3

 

       这方被傅氏称之为“时代必早于金章宗”,且可以“发掘出一段秘辛来”而颇具神秘色彩的残存古印,印文文字根据我们的相关研究考证,应为“南昌县印”,其中第三字并非傅氏所猜测的“州”字,而是“县”字,是古代南昌县的官署印。

 

2005年傅氏在其所撰《映写》一文中,更进一步做出了具体推论,其言:

 

何传馨又将《故宫本》卷首压在‘群玉中秘’左方的半个大官印考证为北宋的‘南昌县印’,与辽博藏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卷首骑缝印相同。其后何碧琪同学又指出故宫孙过庭《书谱》卷首骑缝大印可能为同一印,但此印模糊,自《石渠宝笈》以来即不能辨读,但笔者(傅氏)以欧阳询《千字文》卷首该印核对,可以肯定为同一印。其年代可能与苏辙绍圣三年(1096)谪居江西时为邵叶题跋有关,因此最后可以将《故宫本》锁定在北宋【注4

 

在同文图版说明文字中,其又言:

 

南昌县印,何传馨考鉴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询《千字文》上此印即《自叙帖》卷首半印。又何碧琪发现孙过庭《书谱》卷首骑缝印亦相似,经笔者(傅氏)肯定三印为同一印,可辅证《故宫本》的下限为北宋后期

 

20051029日台湾《联合报》(文化C6版)《自叙帖三胞胎皆非怀素亲生》中报道:

 

(台北)故宫书画处研究员何传馨则认为,傅申已籍新发现证明故宫本非怀素真迹,且籍由考证题跋中的“南昌县印”,证明其年代上限为北宋

 

有关此“南昌县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日本文化财研究所2005年出版的《怀素自叙帖卷检测报告》(王耀庭主编)中,也记录了此印印文:

 

“另卷首朱文残印两方,清宫著录识为‘司印’与古篆‘彝’字。对照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询《千字文》卷前隔水与本幅间所钤朱文‘南昌县印’,《自叙帖》卷前朱文残印应是同一印,此印也见于本院藏孙过庭《书谱》卷首。”【注5

 

正如傅氏等文中所言,此“南昌县印”除出现在《自叙帖》前隔水裱绫与本幅纸张接缝处中部,还并见于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孙过庭《书谱》以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欧阳询《千字文》前端。“南昌县印”所钤位置,在《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三件法书名迹上相仿,皆出现在前隔水裱绫与本幅纸张接缝处中部,无疑属于同一方做骑缝之用的官署印。因此,除此《自叙帖》外,我们还有必要将《书谱》和《千字文》这两件传世名迹上的此“南昌县印”,及卷首相关钤印形况,也分别进行一番考察和研究。

 

(二)、孙过庭《书谱》卷上的“南昌县印”

《书谱》墨迹卷,是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传世草书作品。孙过庭(活动於七世纪後期,其生卒年有646-691之说),字虔礼。一说名虔礼,字过庭。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唐高宗曾谓孙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曾任右卫胄曹参军(窦蒙),官至率府录事参军(陈子昂、张怀瓘)。据《书谱》卷自署“吴郡孙过庭”,为吴郡(张紫石按:指太湖周边地区)人。其具体籍贯,则一直以来都有所争议。唐代窦蒙在《述书赋注》中曰,“孙过庭字虔礼,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而唐代张怀瓘《书断》则云:“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验之《书谱》卷中孙过庭自署,应以吴郡为可靠,因此位于太湖附近的富阳(今浙江富阳,旧属吴郡)之说应非空穴来风。如吴郡为其籍贯,则陈留或为其郡望、祖籍。

 

孙过庭《书谱》,手卷,墨迹纸本。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每纸1618行不等,每行8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卷前题有:“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卷尾署“垂拱三年写记”六字。此卷,诚为流传有绪之作,北宋时先在王鞏家,后为王诜所藏,再入宋内府,为《宣和书谱》著录,其上钤有“双螭”、“宣和”、“政和”等印,以及宋徽宗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上”数字,历代虽屡经装褫,现仍保留有北宋“宣和装”的一部分。元代归焦达卿,明代中期时上卷藏费宏(鹅湖)家,下卷藏文徵明家,后均归严嵩,再入明内府,后又为韩世能、孙承泽、梁清标、安岐等人所收藏,乾隆时入清内府,民国时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值得注意的是,在《书谱》卷上所钤众多印鉴之中,卷首骑缝处也有这方“南昌县印”,见图1(左二)。虽然具体印文已然为人刮擦而模糊难辨,但根据印框和残存印文等,对比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前端那方“南昌县印”,从细部特征上分辨,此印可确定为“南昌县印”无疑。

 

孙过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其“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擅名于世。其书法,上追“二王”,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而不失法度,富章草之韵,有魏晋遗风。张怀瓘认为其“隶(楷)、行、草入能品。”并言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凌越险阻,功用少而天才有余,真行之书亚于草矣。”(《书断》)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魏率府孙录事文》)。孙过庭短暂的一生命运多舛,陈子昂为其所作《墓志铭》中,谓“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记其中年遭人构陷去官之事。孙过庭客死洛阳后,陈子昂悼之而叹曰:“呜呼!堙厄贫病,契阔良时,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祭率府孙录事文》)其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均为草书墨迹,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书谱》。

 

据《宣和书谱》记载,孙过庭《书谱》在北宋内府时分装为上、下二卷,而传世此卷今为一卷,上有宋徽宗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下)”之语,故颇有人疑为仅存上卷残本,下卷佚去。而笔者据明代文嘉《钤山堂书画记》等文献考之,此卷应是严嵩收藏时期将上下两卷合装而成,而非仅为上卷内容,卷中部可以辨析出下卷与上卷接驳的痕迹。据此也可推知,两卷前部皆早已残损严重,严氏将其合装成一卷,而将下卷的题签粘于其上,并擦去“序下”二字,这就是残字到今天仍可被隐约看出的缘故。另就《书谱》原卷内容看,孙氏有:“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之语,而并无“书谱序”之说,“序”字疑为签题衍入之字。因此,清代《四库总目提要》所谓:“此本乃止一篇,疑全书巳佚,传流真迹,仅存其总序之文”之说,恐非确论。

 

(三)、欧阳询《千字文》卷上的“南昌县印”

欧阳询《千字文》墨迹卷,纵25厘米,横305厘米。纸本,无款,楷书,因其略带行书笔意,故亦有人视为行书。全卷清峻挺拔,洒落有致。高华浑穆,气势贯通。首尾105行,前后千余字。此帖北宋时曾归王诜所有,帖后存其跋曰:“东坡云,欧阳率更书非托于偏险,无所措其奇。其末流遂至李国主辈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仆非唯爱此评,又爱其笔札瑰伟,遂白主人而取之。主人自有好事之病,怜我病更甚,故取之而不拒之也。晋卿书。”其后入宋高宗内府,后经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明代归权相严嵩,后入明内府,又入藏项元汴天籁阁,清初归卞永誉、安岐所有,安氏并摹勒上石。后入清内府。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千字文》卷首骑缝处有“南昌县印”,此印也是目前所见印形保存最完整者,见图1(左三)。卷前并有南宋高宗“绍兴”半印、南宋末“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半印以及项元汴诸印及清内府印若干。杨仁恺先生在其《关于欧阳询〈行书千字文〉的考弁》一文中,曾有如下表述:“前隔水宋官印及卷心前唐代官印的文字,已不可识。”【注6】,杨氏所谓“前隔水宋官印”即指“南昌县印”;“卷心前唐代官印”实际就是“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半印。此二印杨氏不能识,而妄断为宋唐官印,兹特为指出,以明真相。另从杨氏此文看,其似乎并不认为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载严嵩所藏欧阳询楷书《千字文》与辽博此卷其实为同一卷,故其在详述递藏过程和著录时,未予提及。今笔者亦一并指出,相关问题下文将予以阐述。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欧阳询祖父欧阳颁(498-563年)曾为南梁直阁将军,父欧阳纥曾任南陈广州刺史和左卫将军等职。因举兵反陈失败被杀,并株连家族。欧阳询因年幼幸免于难,被父执收养。欧阳询聪敏勤学,涉猎经史,博闻强识。隋朝时,欧阳询曾官太常博士。因与李渊交好,入唐后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故亦人称“欧阳率更”。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因其子欧阳通(小欧)亦擅书法,故又称其为“大欧”。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号为“欧体”,对后世影响颇大。

 

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论其书法云:“(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欧阳询不仅以书法著名,在文献学领域也是成就斐然,其与裴矩、陈叔达等主编《艺文类聚》百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欧阳询书法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等,传世书迹有《千字文》、《仲尼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四种。

 

以上,我们了解了《自叙帖》、《书谱》、《千字文》及其上“南昌县印”的基本情况,那么,傅申教授自信满满地“肯定三印为同一印,可辅证《故宫本》的下限为北宋后期”,并认定“南昌县印”为“北宋印”的说法,会不会是“南昌县印”断代上的一次“误诊”呢?下面我们将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二、关于“南昌县印”断代之辨析与研究

(一)《自叙帖》、《书谱》、《千字文》钤印情况看“南昌县印”非“北宋印”

1、《自叙帖》卷首钤印情况的考察

 

2:“南昌县印”骑缝印(上)与南宋“赵氏藏书”半印(中)。可以注意到,“南昌县印”印泥一部分仍残留在裱绫上,“群玉中秘”印泥也钤压在本幅纸边,并覆盖于“南昌县印”之上,且两印皆为骑缝印。但“赵氏藏书”本幅上则明显为半印,裱绫上无一点印泥残存,显示其钤印时间在现装裱褫换之前。因此,三印钤盖的时间先后关系及次序十分明确可辨。1、“赵氏藏书”半印;2、“南昌县印”;3、“群玉中秘”。本幅卷首右下角尚有北宋邵叶“邵叶文房之印”半印(下),更早于“赵氏藏书”半印,此也可佐证笔者推断。

 

我们首先依据《自叙帖》卷前“南昌县印”钤盖状况进行观察辨析。“南昌县印”印蜕虽残损严重,但仍可清晰看出是联接《自叙帖》书迹本幅与前隔水裱绫的骑缝印,裱绫上的印泥被人为擦抹掉一大部分,而“群玉中秘”印则压盖于其上,但此印左边框钤于本幅,因此与“南昌县印”一样,也是属于一方骑缝印。这种现象表明,“南昌县印”钤盖的时间必然早于“群玉中秘”印。众所周知,“群玉中秘”印属于金章宗(1168-1208),如果此方“群玉中秘”印是金章宗明昌时代所钤盖的真印,则“南昌县印”当必早于金章宗时代。

 

傅申曾在其《临床诊断》一书中,对“南昌县印”和“群玉中秘”两印关系,有着符合客观事实的如下表述:

 

“此‘群玉中秘’印虽然几乎全在前隔水上,但是左边框的一大部分,除了破洞之外,其余都压在接缝的左边卷首的纸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印不仅出现在前隔水上,它也是一方‘骑缝印’,证明它不是从别处移配此卷,因而关系到墨迹卷的流传历史。”【注7

 

傅氏的这次观察可谓异常难得的准确。但是,依据傅氏的鉴定研究逻辑,《自叙帖》墨迹卷的“流传历史”自然是在“北宋”的“南昌县印”之后,又经金章宗收藏的。然而,我们就此卷的其它客观情况考察辨析,傅氏这个结论很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我们注意到,除去此方“南昌县印”残印之外,此卷本幅前端尚有位于前中部的南宋赵鼎(1085-1147)“赵氏藏书”半印和位于卷前右下角部的北宋末邵叶“邵叶文房之印”半印,此二半印钤盖时间均早于“南昌县印”,这又做何解释呢?据此,只能说明“南昌县印”并非“北宋印”,这从《自叙帖》本身就已经可以得到确认。

 

《自叙帖》卷中钤有多方南宋时期赵鼎的“赵氏藏书”印。其中有一方“赵氏藏书”半印恰好位于卷首“南昌县印”下部(见图2),如傅氏所言该印确系赵鼎真印,且为其本人所用,则此“南昌县印”就不太可能是“北宋印”,傅氏的说法也就不免自相矛盾了。因为“赵氏藏书”印残存半印位于本幅前端,现仅余“藏书”二字的半印,表明其钤印时间是在现装裱之前。此半印吴升在其《大观录》中曾误识为“藏真”,并将此视为《自叙帖》卷是怀素真迹的佐证。

 

而“南昌县印”则是钤于前隔水裱绫与本幅之间的印形完整的骑缝印,依据常理可知,它的钤盖时间只能是在南宋赵鼎这方“赵氏藏书”半印之后,不可能在其之前。我们明白了此点,那么就不禁要问,这方傅氏认为的“其年代可能与苏辙绍圣三年(1096)谪居江西时为邵叶题跋有关”的“北宋”时代的“南昌县印”,是如何能够钤盖于南宋印之上的,难道是时光倒流了吗?

 

除此赵氏藏书”半印,还有另一个可作参详的例证,《自叙帖》卷首右下部还有一方更早于赵鼎半印的北宋邵叶的“邵叶文房之印”(见图2),则也是半印。从北宋邵叶半印到南宋赵鼎半印,两者之间又如何能加入这方全形全样的所谓北宋的“南昌县印”骑缝章呢?试问,傅申教授能否解答笔者的这一小小疑惑吗?

 

综上所论,《自叙帖》卷前“邵叶文房之印”、“赵氏藏书”、“南昌县印”三印的钤印先后关系,一再提示我们,这方绝不会早于南宋的“赵氏藏书”半印的 “南昌县印”骑缝章,不可能是“北宋印”。鉴于上述事实,傅氏在认为“邵叶文房之印”和“赵氏藏书”印均为真印的前提之下,又鉴定推断“南昌县印”为“北宋印”,应属客观事实与逻辑上均不能成立之悖论。可见其对《自叙帖》“南昌县印”的“临床诊断”,难以逃脱“误诊”的可能。

 

2、孙过庭《书谱》卷首钤印情况的考察

3:孙过庭《书谱》卷首钤印情况。卷前隔水绫纸上有改装后仍旧保存的宋徽宗题签与钤印,而“南昌县印”为本幅与卷前隔水绫纸的骑缝印,显见晚于宋徽宗时期。再依据与严嵩相关之“南昌县印”和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载,可推知合装此卷时间当在严嵩收藏时期。

 

考察完毕《自叙帖》后,我们再来看孙过庭《书谱》卷(见图3),此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且继《自叙帖》之后也同样经与日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做了科技检测。从《书谱》卷看,其前隔水绫纸上尚保留着北宋徽宗赵佶的题签,以及“宣和”、“双螭”等印鉴,应为残留和重加拼配的宣和装。所谓宣和装,是宋徽宗赵佶(1082-1135)在宣和年间对其内府所藏书画进行整理登记,重加裱褙并亲自题签,制定“宣和七玺”钤印制度之后形成的一种装裱制式,亦称宣和裱。如确为宣和装,则其前隔水裱绫必然是宋徽宗在位年间(1100-1026)之物,而不可能是早于宋徽宗时期如傅氏所谓“绍圣三年(1096)”的旧装裱。如确属宣和时期(1119-1125)之后另行拼配的装潢,其年代则无疑更晚于北宋。

 

而此“南昌县印”恰恰钤盖于“宣和装”上的本幅纸与前隔水裱绫纸之上,正是骑缝印。前文已言,《宣和书谱》记载,宋徽宗时《书谱》卷分为上下两卷,而传世此卷已成一卷,这也就表明,钤于改装后的《书谱》卷上的这方“南昌县印”,无疑当在北宋宣和时代之后,而绝非如傅氏所称的“北宋印”,其钤印时间,从理论上讲,最早也只能是进入南宋之后的事情了。如笔者所考,《书谱》上下两卷合装为一卷之事,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记发生在严嵩时代,则此印钤盖的年代,不仅是必然晚于宋徽宗时代,甚至更可能是晚至明代中叶了。

 

3、欧阳询《千字文》卷首钤印情况的考察

4:欧阳询《千字文》卷首钤印情况,卷前本幅处下部尚有南宋高宗“绍兴”联珠半印、中部有与南宋末权相贾似道有关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半印,而“南昌县印”则为骑缝全印,可知此印最早钤于此卷上的时间也当在入元代以后。此卷亦曾为项元汴所藏,但“南昌县印”仍保全原样,可与《自叙帖》互参。

 

最后,我们以傅氏书中所举欧阳询《千字文》的卷首钤印情况(见图4)来论,此卷前部除此“南昌县印”完整的骑缝印之外,下方还有南宋高宗“绍兴”半印,以及在“南昌县印”骑缝章的下部,尚有南宋德佑元年(1275)官籍权相贾似道(1213-1275)家产时所钤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半印【注8】,依据卷后部贾似道“长”字印、“悦生”葫芦印、“秋壑珍玩”等数方藏印,可知此卷确是贾氏故物。南宋德佑元年距北宋绍圣三年(1096),时间相隔长达179年,如“南昌县印”是傅氏所言的绍圣三年(1096)的“北宋印”的话,则南宋高宗“绍兴”半印与此南宋末年的台州官印又是如何被“北宋印”压在其下的?何况“南昌县印”还是骑缝全印,可见此印年代已必为元代以后了。辨析至此,这方傅氏所谓“北宋印”的钤印时间发生在1275年的南宋末年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之后,也被《千字文》这件传世实物所证实。值此,吾人如果仍视“南昌县印”为“北宋印”或者“宋印”,岂不荒谬之极?

 

       以上,通过对三件钤有“南昌县印”的法书名迹卷前印鉴关系的综合性考察,相信已足以使吾人认定,这方“南昌县印”是属于元代以后的南昌县的官署印了。如果说,对于单独一方古印的鉴识,尚需要印学史和印鉴风格史的专研知识,但对《自叙帖》等卷首诸印的相关考察,尤其是“南昌县印”的基本断代,则只需具备专业的古书画鉴定能力即可胜任。然而傅氏在其《临床诊断》和《映写》等学术著作中,却将“南昌县印”“误诊”为“北宋印”,似此错谬严重地对《自叙帖》进行的所谓“诊断”,又是如何在“巨著”、“宏文”的光环下取信于人的呢?

 

(二)从印学史等角度辨析“南昌县印”应为明代官署印

前文我们已经通过《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三件传世实物上的钤印情况,明了“南昌县印”应属元代以后之印,而绝无傅氏所谓“北宋印”之可能。我们不妨再从印学史和印学风格史的角度,对此印具体年代归属做进一步研究,以便确认其究属何朝何代。

 

“南昌县印”据印蜕特征可以研判出,此印属于一方铜质官署印。其体型硕大,尺寸约为长6.4厘米、宽6.4厘米。其特点则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印文平满并线条呈直角状的粗阳文叠篆;二是印框为圆角宽边;三是正方形大印。

 

我们依据以上三个主要特征,从中国古代印学史及其风格发展史辨析,此印应非宋代印鉴,而是具有典型元明时期的印风,是一方属于元代以后的官署印。

 

我国印学史告诉我们,北宋时代的皇家御印和官署印有着较为统一的规制。即皇家御印大多使用阳文叠篆(亦称上方大篆),如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制皇帝六玺,即使用叠篆。《宋史·舆服志六》记载“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如宋徽宗“宣和七玺”之一的“内府图书之印”。叠篆印宋代多为皇家和中央官署所用,一般官署印则多用缪篆。颜师古云:“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因具绸缪之义,故名之。而北宋则基本使用缪篆而非叠篆,由少府监统一铸造,如北宋“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南宋则一般改由文思院铸造,如籍没南宋权相贾似道家产所用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宋印有着自身鲜明独特的气质风格,许多古今文献都有着明确记载。宋代此类印鉴的篆文特征与“南昌县印”相较,皆呈笔画略细,圆转弯曲等特质,印框也相对较细。而“南昌县印”平满直角粗阳文以及圆角宽边印框的风格特征,是无法纳入两宋体系之中的,其更符合元明官署印的时代风格,明显与宋代官署印不符。因为就印学史及其风格而言,这些在时间或时代特征上来讲都是不可逆的。因此,此印并非傅氏认为的“北宋印”,而且亦非“南宋印”已然明确。

 

从“南昌县印”印色来说,其与《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中多处所钤的“赵氏藏书”、“邵叶文房之印”、宣和诸印、“绍兴”、“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等印色进行比较,也可明显看出“南昌县印”所用印泥为深红色油质印泥,符合明清人所用印泥特征,而非宋代多见的水蜜调硃印泥。这也为我们辨识此印非宋印,构成了一系列真实可靠之相关佐证。

 

那么,“南昌县印”究属元明何代之印呢?《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八,“印信制度”记载:“(各府经历司)俱正八从八品,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以明尺换算为今日尺寸为6.4厘米,此“南昌县印”尺寸也是约6.4厘米,正合明代印信制度。

 

  

5:明末“南郑县印”与“南昌县印”

 

再以印文平满粗犷之九叠文篆法看,其无疑也属于典型明代印风。四川省博物馆所藏明代官署印中有一方明末张献忠大顺二年所造“南郑县印”(图5)。此印时代风格虽较“南昌县印”稍晚,但恰有三字与“南昌县印”相同,而文字篆法和印形等都较之元代诸印更为接近,甚至印文风格和平满感均较近似,据时代特征可知相隔不远,据此研判“南昌县印”风格契合于明中叶,可谓有了客观依据和科学合理性。

 

至此,我们厘定“南昌县印”为明代官署印的观点,已通过多重证据得到了确证。那么,“南昌县印”这方官署印缘何会出现在这三件价值连城的传世法书名迹上?谁又能同时拥有这些煊赫钜迹?此印出现的背景及原因又是怎样的呢?这便成为笔者不得不反复思考和推敲的问题。

 

三、“南昌县印”与“严氏父子案”

我们在前文依据《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三件传世法书名迹的卷首钤印等情况,考察辨析并证明了“南昌县印”绝非北宋印,继而又从吾国印学发展史和风格史的角度,依据相关例证,研究鉴别出“南昌县印”应属明代南昌府县的官署印。

 

笔者的经验,此三件传世名迹都钤盖着“南昌县印”,其最大的可能就是此官署印的钤押当与籍没某位权贵豪富之家产有关,而非南昌县官府的收藏。就如我们常见在古书画上出现的南宋时籍没权相贾似道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明代“典礼纪察司印”半印一样,因此必然是事关南昌县的大案要案,这是笔者的推想。在元代,南昌一地并无大事发生,也无显赫人物寓居此地。而到明代,南昌则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件是宁王朱宸濠谋反案;另一件就是严嵩父子案。不过,此二案皆发生于明代中期,那么究竟会是谁家的收藏呢?是宁王朱宸濠吗?论权势之大当非其莫属,然籍没其财产之文献记载不详。笔者由于长期研究“明四家”尤其是唐寅(伯虎)、文徵明书画之故,知宁王并无明确为其旧藏的传世书画。而奸相严嵩,则是权倾朝野、赫赫有名、贪得无厌的大收藏家,此故宫本《自叙帖》经陆完家族庋藏后,又恰恰为罗龙文所购并进献严氏成为其收藏之一,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此三件传世法书墨迹卷皆与严嵩有着密切关系,而记录其书画收藏的相关目录中恰正赫然有着《自叙帖》、《书谱》、《千字文》这三件墨宝。

 

明代文嘉所撰《钤山堂书画记》以及清代雍正五年周石林辑《天水冰山录》,便是记录严氏父子书画收藏和家产的大部分抄家底账。其中记载着这三件法书名迹,因此皆为其旧藏当无异议。

 

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不仅记有《自叙帖》、《书谱》、《千字文》这三件书迹,还加以了评鉴:

 

“欧阳询《千文》一。楮纸楷书,每行间用刀微勒,盖古人藏书多置竹笥中,恐致折损字画,故预为之计,虑亦远矣。

孙过庭《书谱》一。上下二卷全。上卷费鹅湖本,下卷吾家物也。纸墨精好,神采焕发,米元章谓其间甚有右军法,且云唐人学右军者无出其右,则不得见右军者见此足矣。

怀素《自叙帖》一。旧藏宜兴徐氏,后归吾乡陆全卿氏,其家已刻石行世。以余观之,似觉跋胜。”【注9

 

在周石林辑《天水冰山录》中,虽然法书部分遗失缺漏甚多,但这三件名作也赫然在列:

 

“怀素《自叙》等帖二轴。(另一为《草书千字文》)

欧率更《千文帖》一轴。

孙过庭《书谱帖》一轴。”【注10

 

至此,我们通过文献考证已可确认,同时拥有这三件现在钤有“南昌县印”官署印的传世书法名迹者,不是别人,正是严嵩。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传列《明史•奸臣传》,江西分宜人(今江西新余市),明朝重要权臣、著名奸相,与奸臣李林甫、秦桧齐名。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编修,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上疏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被褫夺官职,归置南昌县。严世蕃谪戍雷州卫。嘉靖四十三年(1564),严世蕃再遭弹劾被捕下狱。嘉靖四十四年(1565),案结。三月,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后二年,寄食墓舍而死。有《钤山堂集》。

 

考严嵩父子被抄家,应是在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即公元1565年。据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后记云:

 

“嘉靖乙丑(1565)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严嵩)之旧宅,袁州(严世蕃)之新宅,省城(南昌)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

 

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五记载籍没严嵩事:

 

“江西家产,略载其大纲。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注11

 

可以推知,严氏在江西老家及京城的家产籍没一事,应在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藩案结之后,即约三月前后开始,严嵩及其裔孙被削籍为民。五月,文嘉奉命“往阅官籍严氏书画。”至八月,全面的统计工作方才完成,与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言正合。《自叙帖》等书画珍品正是在此次奉旨籍没严嵩家产时,由严家籍没入官,进入明内府的。钤印的具体时间大约在是年三月至文嘉奉命审鉴“官籍严氏书画”之五月之间。而参与主持钤盖此印的南昌地方官吏据《天水冰山录》所记,有两个人可能性较大:一是时任南昌府知府叶应乾。二是时任南昌府同知黄骅。

 

据相关史料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严嵩八十五岁时,奉旨归置南昌县。我们可以据此推想,由是《自叙帖》等一批最为其所心仪的贵重书画名品也随之移藏于南昌新宅。严嵩在两年后严世藩事发被降旨抄家时,正居住于其南昌新宅之中。

 

《天水冰山录》记录严嵩在南昌县的房产很多:

 

“南昌府南昌县地方:

广润门内大土库楼房三所,共估银六千五百两。

忠臣庙联璧坊铁柱等处,共屋二百八十五间,共估银五千三百两。

广润门外南浦驿递香巷新街,共屋二百间,共估银五千两。

惠民门内福神庙衮绣坊等处,共屋三百八十五间,共估银四千两。

惠民门外蓼洲等处,共屋五十四间,共估银一千九百两。

进贤门外百福寺司马庙,共屋二百三十间,共估银五千九百二十两。

顺化门内弼教坊建德观,共屋七十八间,共估银二千四百两。

大街空市基一带,估银四百七十八两。”

 

其中,位于南昌县的这三所价值高昂的“广润门内大土库楼房”,可能就是严嵩居所,而此数件书法名迹也随之被庋藏于此。故而,这批书法名迹上于是也就有了这方已经确证为明代中期南昌县的官署印——“南昌县印”。

 

至此,我们已经得到明确印证,《自叙帖》《书谱》、《千字文》上之“南昌县印”,其时代确是一方属于明代中期江西省城南昌府县的官署印,其钤印于《自叙帖》等三卷法书上的时间,当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三至五月间。这与笔者依据印学史和印章风格,所做出的鉴识此印应为明中期官署印而非“北宋印”之研判,完全吻合,只是举证分析上更加充分翔实些而已。

 

也因为锁定了“南昌县印”是因官籍严嵩而出现于这数件传世名迹之上,便可推知,此印之所以被洗去是基于奸相严嵩恶名昭著之缘故,这在许多明清相关文献中皆可找到依据。由此,这段秘辛的发掘,当顺便解开了《临床诊断》一书中困扰傅申教授多年的疑惑,正如其所言“为此卷之流传史增加新知”而“发掘出一段秘辛来”。

 

既然确证了“南昌县印”为明代印,那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自叙帖》里覆盖于其上的“群玉中秘”骑缝印,究竟是怎么回事?众所周知,“群玉中秘”印是金章宗“明昌七玺”之一,金章宗印钤盖在明中期“南昌县印”之后,在时间和逻辑上都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有鉴于此,傅氏认为的《自叙帖》上所谓金章宗“群玉中秘”“真印”,必然属于伪印,已属不言而喻之事。傅氏视此伪印为“真印”的判断,已是不攻自破,甚至可说是又一次严重的“误诊”。(张紫石按:有关金章宗“群玉中秘”和南宋贾似道“秋壑图书”两印真伪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及,兹不赘述。)

 

四、结语:是明印,非宋印

中国独有的书画印艺术,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之所在,本文所论及的传世《自叙帖》、《书谱》、《千字文》等法书名迹,可谓是历经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实物标本,而“南昌县印”等印鉴则是这些文物菁华传藏历史的证明。因此,一般认为的法书名画的鉴定,不仅是书与画的鉴别,有时还涉及到古印章的鉴别。鉴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往往取决于鉴识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是否正确,能否运用得当。有些则不仅仅是真或伪的问题,如这方“南昌县印”的断代。

 

就“南昌县印”而言,一方印章虽小,但其在古书画鉴定过程中的证据力却不可小觑。小小印章的背后,解读与研判,包含着书画鉴定学、印学史、历史学、逻辑学、科学实证精神等许多实质内容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关于此印的断代,从傅申教授的“误诊”为“北宋印”到笔者重新“确证”为明代印,北宋至明中期,其间误差时间竟然长达近五百年,并涉及到其将金章宗和贾似道两伪印也“误诊”为“真印”的部分。

 

傅申教授曾在其《临床诊断》里说“一旦制造出错误的结论,对大多数的读者而言,由于不易或无从辨别,而积非成是造成是非混淆,再要加以澄清,虽不像等待黄河之清那么困难,但毕竟没有比搅浑之前加以澄清那么容易了。若是参与辨论的人越多,头绪就越纷繁杂乱,使一般的旁观者更觉迷糊,不知所从,有时连专家们也望而却步!这种情形,往往须假以时日,方能澄清。”【注12】信哉斯言,似傅申教授如此影响颇大的这几项关键性的错误结论,如今日吾人不能够予以甄别厘清,未来在古书画鉴定方面产生出的不良影响和负效应,着实令人难以设想。

 

仅就本文所讨论的三件古代法书剧迹而论,如非“误诊”,如“南昌县印”为“北宋印”,则《自叙帖》邵叶、赵鼎等印均应属伪印;《书谱》宋徽宗诸印亦伪;《千字文》“绍兴”、贾似道等印均伪。如此这般错上加错地发展下去,古书画鉴定之乱象,势必愈加混乱不堪,正应了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似此则河清何时可俟?

 

本文在前面几个章节,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结合多件实物证据交叉互证,对“南昌县印”进行了科学客观并较为全面地考察探究。可以说,这是笔者所创之科学实证鉴定法在古印鉴研究方面的一次应用实践。通过此次解码“南昌县印”,我们在此印的断代、此印之所以出现的事件背景与原因、具体钤印时间,乃至《自叙帖》金章宗“群玉中秘”印的真赝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兹将本文四点主要结论总括如下:

 

1、“南昌县印”并非傅申教授考定的所谓“北宋印”,而是明代官署印。

2、“南昌县印”出现于《自叙帖》、《书谱》、《千字文》等传世法书名迹上的原因,乃因为“严氏父子案”。是嘉靖四十四年官籍明代奸相严嵩家产时所钤,表明《传世法书名迹上明中期“南昌县印”钤印情况说明表》(附表)中严氏之旧藏均曾归入明内府。填补了这些古法书流传史的一些空白。

3、“南昌县印”的具体钤印时间,当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三至五月间。而非傅申教授所臆测的北宋绍圣三年(1096)。时间相差达469年。

4、《自叙帖》卷首骑缝的明代“南昌县印”之上,有所谓金章宗“群玉中秘”骑缝印,两方骑缝印叠加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鉴于此方由傅申教授鉴定为“真印”的所谓金章宗“群玉中秘”印,钤压于明代印之上,即表明此印的钤印时间必然在明代印钤盖之后,因此,无需赘言,其显系伪印无疑。

 

《临床诊断》一书系傅申教授自比“良医”,将古书画鉴定视作“临床诊断”之著作,笔者无意于讨论这个类比是否妥当,如按其说,我们却希望,对古书画如怀素《自叙帖》等这些德高望重的“患者”,科学、客观、严谨、审慎是吾人必要的态度,至少应当多一些确诊,少一些误诊,尤其是不要出“南昌县印”这样严重的“医疗事故”,搞不好反而会误了卿卿性命。到时“良医”没做成,反倒成了荼毒国宝的“杀手”,这就不免令人大跌眼镜了。

 

本文主要观点是由笔者在拜读傅申教授大作并检验其结论时的一些发现和质疑而构成,文中对其所持的多项“误诊”结论有所批评,乃一概由学术研究之目的出发。本文之宗旨在于纠正傅申教授影响较大的关于“南昌县印”、“群玉中秘”等印的长期误鉴,以免因其断代错误或将伪印错定为真印之举,积非成是而误导他人,使未来相关研究无端徒增困扰,从而撰此陋文抛砖引玉以正视听。

 

一个错误的发现或许不难,而难的是证明并纠正和厘清这个错误,却往往要付出比制造这个错误无数倍的努力。曾有人说,全世界真正能够对怀素《自叙帖》具有发言权的学者,恐怕寥寥无几。笔者与傅申教授等人皆对探究《自叙帖》真相兴趣浓郁,并希望对古书画鉴定的某些难题能够力所能及地有所担当,实在是可以引为同道的。同时,也因为其在诸大作中的诸多“问难”,使笔者受益并促成了拙文的诞生,在此聊表谢忱!并寄望能得到傅申教授和诸位贤达对笔者疏漏之处的不吝斧正。

 

傅申教授尝言:“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化知识为常识,拨云雾,明真相!”【注13】愿藉此语与傅申教授与读者诸君砥砺学术、共勉互进。

 

                                                                            

注释部分暂略

参考文献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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