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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发现怀素自叙帖真本:张紫石《自叙帖》真相大揭秘(三)上

5已有 8280 次阅读  2015-04-09 12:18   标签怀素  自叙帖  台北故宫  三本皆伪  张紫石 

怀素《自叙帖》真相大揭秘(三)

 

确证《自叙帖》非“三本皆伪”而是“一真两摹”(上)

——怀素《自叙帖》真本《契兰堂本》的发现与鉴识

 

作者:张紫石

 

(特此说明:本文系张紫石著《怀素自叙帖鉴定研究报告》和《解码自叙帖》等系列书稿的部分缩减内容,竭诚欢迎有兴趣的海内外出版社前来洽谈合作出版事宜。) 

图版1、怀素《自叙帖》三文本

(左《台北故宫本》摹本、中《流日残卷本》摹本、右《契兰堂本》真本)

 

一、前言

中国唐朝时代的书法“狂草”艺术,是世界文化艺术史的一颗璀璨夺目的瑰宝和重要文化财富。中国人早在公元八世纪开创出的富于意象表现和抽象主义色彩,无比自由奔放的狂草书风,意味着汉字书法在艺术上的完全独立,与宋元时代的“文人画”在人类艺术历程中可谓双峰并峙。“草圣”怀素(737-799年之后,具体卒年待考),字藏真,是唐代狂草艺术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传世钜迹《自叙帖》,凭借超凡入圣的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深远,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唐代狂草作品,有“天下第一草书”之称。 

然而,自宋代以来的千年之间,怀素《自叙帖》传世就有多本,真相一直扑朔迷离,难辨真赝,诚如南宋曾纡所言“藏真《自叙》,世传有三。”【注1现代关于《自叙帖》书迹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先生撰文提出《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为摹本,《契兰堂本》祖本可能也是摹本(即“三本皆摹”)的观点之后,海内外关于怀素《自叙帖》真相的争论随之日趋激烈。2005年,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台北故宫研究员、台大艺研所傅申(Shen fu)教授发表了《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以下简称“《确证》”)一文,该文在否定了其在2004年所持的倾向真迹的《台北故宫本》“写本说”基础上,将《台北故宫本》、《流日残卷本》、《契兰堂本》三件文本一并鉴定为“三本皆伪”。【注2】 

傅氏创论的怀素《自叙帖》“三本皆伪说”,频见于其2005年之后的多篇相关学术文章和讲演稿中,是其对怀素《自叙帖》的《台北故宫本》、《流日残卷本》、《契兰堂本》三件文本的所谓“终结”性鉴定结论。傅氏认为《自叙帖》“三文本”其中并无真迹,而是“三本皆伪”。在《确证》一文中,言其结论是: 

《故宫本自叙帖》与《流日半卷本》以及《契兰堂本》的祖本为同出一手的‘三胞本’,都不是出自怀素的亲笔,它们都是‘怀素的分身’。 

 以下三本1、《故宫墨迹全卷本》、2、《流日墨迹半卷本》、3、《契兰堂本》的祖本,乃是同出一手的‘量产’‘映写’的‘多胞本’,其中并无母子关系。”【注3】 

并在其《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后续讨论》(以下简称《后续》)中,以“三本皆伪说”概言之:

《流日残卷本》为《故宫本》的真伪所起的解码作用,因为以上的‘双胞本’或“三胞本”之间的相似度已经超过母子关系或“一真余伪”的极限,故其结论为三本皆伪。”【注4 

傅氏“三本皆伪说”一经推出,便随着其多部专著专论和不可数计的演讲访谈和传媒报道,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甚巨,传播至广。然而,《自叙帖》“三文本”的真相,果真是傅氏所论 “三本皆伪”吗?如真相并非其所言,“三文本”之中尚存一件真本,那就无异是一次严重的错鉴,就如俗语所言“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掉”,“一杆子打翻一船人”那般,把真本轻率地扫入“伪本”之列,可谓将明珠暗投,使宝物蒙尘,可以想见,凭假傅申教授在海内外学术界之高名及影响,此说对吾国古代书法史尤其是唐代以来草书(狂草)的研究发展造成的误导作用及负面效应,实难以小觑。 

不幸而言中的是,依据我们对《自叙帖》“三文本”的研究考鉴结果,却发现傅氏所谓“三本皆伪”的结论,与“三文本”客观情况并不相符,其真相并非“三本皆伪”而是“一真两摹”:即其中《契兰堂本》为真本,《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为摹本(傅氏称之为“伪本”)。 

而这正如傅氏在研究鉴定《台北故宫本》过程中,曾错误的将明代“南昌县印”鉴定为北宋印【注5,以及将金章宗“群玉中秘”等伪印误以为真印一样【注6,其“三本皆伪说”当亦属错鉴无疑。有鉴于此,从科学实证的角度重新检验“三本皆伪说”,便成为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而本文的宗旨,则是唯实求是地通过对《自叙帖》“三文本”的鉴考,辨析厘清此结论之谬误之处,以还怀素《自叙帖》诸本之真相。 

二、“三本皆伪”:怀素《自叙帖》研究之误

关于怀素《自叙帖》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以此“三文本”为例,其中《契兰堂本》为刻本,《台北故宫本》为墨迹本,《流日残卷本》为影印本,具有研究文本形态多样化、特殊化等性质,再加诸书法学、史学、文学、考据等方面的因素,其复杂程度和困难之大毋庸讳言。但这或许就是《自叙帖》作为古法书鉴定的典型案例,其真相困扰古今学界达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吾人今日力求穿越历史迷雾而破解其真相的魅力所在。 

(一)、检验傅氏“三本皆伪说”

我们在明确了“三文本”的基本特性之后,本节将对傅氏“三本皆伪说”进行一番大致的梳理和辨析,提出问题,以检验与辩正其误。 

傅氏创论“三本皆伪说”,系其根据友人提供的《流日残卷本》影印件文本,对《契兰堂本》和《台北故宫本》两文本研究之后,而取得的鉴定结论。与启功先生“三本皆摹”说不同之处在于,以“伪”代“摹”,更加极端化。此说作为当代学术界在怀素《自叙帖》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误说,其首先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以“伪本”简单地替代“摹本”来界定《自叙帖》“三文本”,未免有过度解读之嫌。而以“伪本”来定性《契兰堂本》,则更属以是为非的障目之言和无根之谈。 

在我们讨论《契兰堂本》是否为怀素《自叙帖》真本之前,不妨先对《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情况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 

1、《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

众所周知,《台北故宫本》至晚在明代中期的文嘉时代,就已明确其并非怀素《自叙帖》原作真迹。文嘉、范大澈、王世贞、詹景凤、沈硕等皆有言及。民国间,朱家济马衡也撰文言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先生经过详细论证,并再三撰文将其鉴定为宋人摹本,至今在学界有识之士看来想必已应是不争之事实。另有徐邦达先生随后也撰文推论其可能为北宋苏舜钦等人的“临本”,但徐氏“临本”说之不确,自亦不必赘言。 

傅氏在启、徐等人研究之基础上,依据《流日残卷本》对《台北故宫本》进行比勘,其探索的确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即便是其将《台北故宫本》“确证”定论为“映写本”(所谓“映写”实即“影摹”一词的变造),其中也依然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偏差。 

因此严格些说来,傅氏《确证》、《后续》等文中所言《台北故宫本》是“非怀素亲笔”【注7的“映写本”之局部结论,较之其最终的“三本皆伪说”实未见有多少新意,甚至不免令人有拾人牙慧,强作解人之叹。 

而这,与傅氏自言,其目的在于对当今海内外学界“各持己见的《故宫本》的真伪和时代将成“悬案”的局面,希望作一终结”【注8的奢望,恐怕也是镜花水月般的一厢之情愿罢了。 

关于《流日残卷本》,傅氏认为其为“伪本”的理据是,《流日残卷本》与《台北故宫本》两者:

实为同出一手之映写‘双胞本’,行款与结字完全相同。而且两本接缝上南唐的收藏印:‘建业文房之印’及苏舜钦家五印也完全相同。”【注9】 

我们认为傅氏所言,其中关于两文本中南唐与苏家五印关系的结论,应是准确的,当属其观点中较为难得的可圈可点之处。但傅氏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

清代翻刻南宋淳熙刻本之《契兰堂》本,不但与《故宫本》书迹大同小异,而且两本书并跋文及重装、补书皆在同年同月同日,两本又于同一处误书,故知与《流日残卷本》为‘三胞本’,以及《绿天庵本》和《蜀中本》均同出一系。”【注10】 

《流日残卷本》为《故宫本》的真伪所起的解码作用,因为以上的‘双胞本’或‘三胞本’之间的相似度已经超过母子关系或‘一真余伪’的极限,故其结论为三本皆伪。”【注11】 

可以看出,其所做出的《契兰堂本》与二文本同属“伪本”的结论,并没有诸如书迹、印章等优劣异同的深入具体地辨析,而是纯属凭借个人学力水平的妄自猜度之辞,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所论仅在逻辑上,就已经难以经得起检验与推敲。因为“书迹大同小异”、“书并跋文及重装、补书皆在同年同月同日”、“于同一处误书”等这些理由,其实并不能做为指向“伪本”的唯一性的支持证据。这些现象在真迹与摹本(母本与子本)等关系中,也可以同样存在。试问,难道古人在摹临复制法书时,子本不应当忠实的模仿母本的书迹和内容吗?其实,就常识而言,刻意在跋文或年月上做出区别,有时恰恰是做伪者经常采取的伎俩,就如《自叙帖》“蜀中本”、“绿天庵本”等伪作一样。 

而从其所谓“三文本”的“相似度已经超过母子关系或‘一真余伪’的极限”的说法,则更可明显看出,这个“极限”仍然纯属其缺乏根据的个人臆测,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情绪化非理性表达罢了。在基本了解了《台北故宫本》与《流日残卷本》的情况后,我们再来看傅氏眼中的《契兰堂本》。 

2、《契兰堂本》

《契兰堂本》现存传世刻拓本是清代谢希曾依据明代唐荆川和清代高士奇所藏传世“秘阁本怀素《自叙帖》”重刻而成。此“秘阁本”宋代见于《淳熙秘阁续帖》,据笔者的考证,最早著录于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中:“昔唐怀素草圣《自叙》,藏苏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贤校理舜钦补之。今在《淳熙秘阁续帖》中,字态如出一手,几不可辨。”【注12可见此“秘阁本”为苏舜钦家世代所藏之本,应无疑义。 

傅氏在《确证》这篇被台湾传媒称道的“学术宏文”中,关于《契兰堂本》(张紫石按:即傅氏所谓“《契兰堂本》祖本的墨迹本”、“《契兰堂本》祖本苏家本”,以下本文皆以《契兰堂本》概述之),曾多处言及。傅氏作为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资深古书法鉴定家,自言其凭假其多年积累的书法鉴定经验,通过“多角度交叉论证”而“非单一的主观论证”(傅氏语)方式“仔细逐字比较”研究《契兰堂本》后认为: 

仔细逐字比较的结果,由于二者相似的程度,笔者(傅氏)深信《契兰堂本》祖本的墨迹本,与‘二墨迹本’同出一祖,并且是根据同一原稿‘映写’而成。”【注13 

因而,其对《自叙帖》“三文本”的最终结论是:

三件在品质上既难分轩轾,又无母子关系,则三本必为根据同一母本‘映写’而成的多胞本’。也就是:三本之中并无真本存在。因此也证实了启功原先对《契兰堂本》祖本苏家本的揣测:‘大概苏家本也仍是一个摹本’。”【注14】 

以下三本1、《故宫墨迹全卷本》、2、《流日墨迹半卷本》、3、《契兰堂本》的祖本,乃是同出一手的‘量产’‘映写’的‘多胞本’,其中并无母子关系。”【注15 

并且对《契兰堂本》祖本与其余两文本的母本子本关系予以明确强调和说明:

《契兰堂本》祖本有无可能为二墨迹本之母本?答:《契兰堂本》虽非原刻而是翻刻,却与‘二墨迹本’非常近似,而且细勘之下,除了可以绝对排除《故宫本》为其摹刻之母本之外,相反地,如比观第115行的‘来’字,《契兰堂本》之第三笔的末梢上翻,与第四笔不相连续等等,也显然不是《故宫本》的母本;所以,也就不是《流日本》的母本。”【注16 

其在《后续》一文中,再次论定《契兰堂本》:

《契兰堂》本,不但与《故宫本》书迹大同小异,而且两本书并跋文及重装、补书皆在同年同月同日,两本又于同一处误书,故知与《流日残卷本》为‘三胞本’”。 

再根据“《流日残卷本》为《故宫本》的真伪所起的解码作用,因为以上的‘双胞本’或“三胞本”之间的相似度已经超过母子关系或“一真余伪”的极限,故其结论为三本皆伪。”【注17】 

至于三本中是否会有母本存在的可能性,傅氏做出如此回答:

三本中若有母本存在,则应有书迹优劣、笔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区别,然而三本之间均不能明确区分;加之,二墨迹本之南唐及苏家鉴藏印为同一套印章,故可确定不论是《故宫本》或《流日半卷本》,皆无成为它本之母本的可能,而且三本同出一人之手。 【注18 

然而,这三本中,是否存在着诸如“书迹优劣、笔性及印章的不同”呢?显而易见,凭傅氏的鉴别能力和经验是分辨不出的。因为,傅氏自己承认“不能明确区分”出来,所以就认为“皆无成为它本之母本的可能”。至于傅氏所谓“三本同出一人之手”之说,则完全是以主观代替客观,凭臆测取代事实的刚愎之论了。 

在近年来的《怀素自叙帖之我见》(以下简称《我见》)中,傅氏更曾奇怪地宣称怀素《自叙帖》三文本“分明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枝毛笔所书,我想如果工具不同,不可能那么接近,行楷慢慢写或许可以很像,这可是快速书写的狂草啊!可见故宫本、流日卷与契兰堂本是三胞本。”傅氏由“三本皆伪”臆想到“三本同出一人之手”,甚而再臆想到是“用同一枝毛笔所书”,吾人除感佩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着边际的勇气之外,夫复何言? 

二、“映写”、影摹和母本、真本

1、“映写”与影摹

我们或注意到,傅氏在其《确证》一文中,频繁使用其所造“映写本”一词,而其所谓的“映写”,其实就是古今所说的“影摹”。傅氏采用“映写”表述,似乎一个原因大概是借助了日本语的汉字词汇,而另一原因是其在2004年所著《书法鉴定-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中,曾断言过《台北故宫本》绝非“影摹”,为避免被人看出其“自证其非”,而意图“自圆其说”不得已使用的替代词而已。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傅氏所谓“映写本”还原回常识性的传统说法“影摹本”。 

我们知道,所谓“摹”,是古代对法书名迹进行客观复制以保存原貌的一种技术。大致可分为钩摹(又称“双钩廓填”)和影摹(又称“响拓”)两种。所谓钩摹是指以油、腊等特制薄纸覆盖在母本之上,对母本逐字进行钩添。能够较为逼真地反映出母本的书迹特点;影摹是指用厚纸覆盖在母本之上,对光直接模仿原作笔画的运动轨迹直接进行书写。可以比较自然地表现出母本的书法基本风格。今人则多采用灯箱桌或投影方式复制。 

其实,早在宋代,黄伯思(长睿)就曾论临摹二法云: 

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

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同影)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注19】 

由此可见,宋人的“摹”与“响拓”,即元代以后和今天我们所谓的钩摹与影摹。钩摹本的例子如唐摹《万岁通天帖》(张紫石按:即《王羲之一门书翰》);影摹本除本文所讨论的怀素《自叙帖》摹本外,则有笔者曾考鉴过的影摹自明代唐寅真迹《松阴高士图》(张紫石按:唐寅真迹《松阴高士图》,虚斋旧藏,著录于《虚斋名画录》。2013年北京某著名拍卖公司在其二十周年秋拍庆典期间,以伪摹本《沧浪图》轴冒充著录真迹上拍,笔者曾撰《真假唐伯虎》等文揭之,可参阅)的伪作《沧浪图》轴【注20 

2、母本、子本、真本等问题

《台北故宫本》、《流日残卷本》、《契兰堂本》“三文本”从通篇书迹看,三者形态极为相似,其行距、字距等位置分布似如出一辙,粗看之下,难分伯仲,这种现象在古书画鉴定界一般可称其为“三胞本”。

我们现在已知,这种多本书迹相互间十分类似的现象通常是出于摹写而成,与临写有所不同。如《自叙帖》“三文本”中的摹本即是采用影摹法制成的摹本。而所谓三胞本或多胞本情况,一般而言,除其中一件为母本外,其余皆为摹本。甚至全为摹本,其中并无母本。故母本可以是真迹原作,也可能是另一件仿摹本。

我们以《自叙帖》“三文本”为例,其母本与子本的关系,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一母两子:即三本中一本为母本,另两本为其子本等衍出之本。

2)、一真两摹:三本中有一本为真迹,另两本为其摹本。

3)、三本皆摹:三本皆为摹本(子本),其母本另有别本。 

傅氏“三本皆伪说”认为:“乃是同出一手的‘量产’‘映写’的‘多胞本’,其中并无母子关系。”故可见其结论基本应属于第三种。 

但“三文本”经我们深入研究和鉴别辨析后认为,其真实情况应属第二种:即“一真两摹:三本中有一本为真迹,另两本为其摹本。”也可表述为“一正两副”。因为,检视三本《自叙帖》文本,我们通过比勘其细节,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台北故宫本》、《流日残卷本》的相似度和同构性,以及如书迹、印鉴中存在的问题,已可证明两者不具有真迹的可能,如两者本幅书迹的基本状态为书写摹画而成的墨迹本,其中含有临写的部分,而傅氏定为“映写本”并不十分正确,故对此二本,如非专门界定某本属性,似仍应以摹本表之为宜。又因其使用同一套南唐和北宋印鉴,故知应同出一源,各自流传而已。 

关于《自叙帖》“三文本”中是否存在“真本”或母本的问题,傅氏曾言:“三件在品质上既难分轩轾,又无母子关系,则三本必为根据同一母本‘映写’而成的多胞本’。也就是:三本之中并无真本存在。”因为三本中若有母本存在,则应有书迹优劣、笔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区别。 

而我们将《契兰堂本》之所以厘定为真本,正是笔者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明确辨析出了《契兰堂本》与另两本在“书迹优劣、笔性及印章的不同”。本文所说的“真本”,是基于“三文本”分属墨迹本、影印本、刻本三种类型,而《契兰堂本》是刻本,故此我们较为审慎的不以一般用来指谓法书原作的“真迹”来表述,而是采用“真本”一词,来继续深入探讨和验证“三文本”中怀素《自叙帖》“真本”的存在。 

(三)、本节小结

本节对“三本皆伪说”中的一些误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意见:

1)傅氏基于启功先生“三本皆摹”说之上的“三本皆伪说”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以“伪”代“摹”的极端表述,具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2)傅氏关于《台北故宫本》为研究,如“映写本”(即“影摹本”)等论断,仍存在着不少的片面性与讹误。然其关于明《水镜堂本》非《台北故宫本》母本的观点当属其研究中值得肯定之部分。

3)傅氏关于《契兰堂本》为“伪本”的论定,应是完全错误的结论。此本实即怀素《自叙帖》“真本”,并指出探讨其是否为真本(或母本)的角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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