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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878 次阅读  2012-09-06 16:19   标签张伯驹  中国戏曲  余叔岩  张学良  章伯钧 

戏痴张伯驹

章诒和


张伯驹(右)在京剧《探母》中饰杨延辉,余叔岩饰杨延昭

  我高中的时候想学画,父亲带我到张伯驹府上,拜他夫人潘素为师。张伯驹年轻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他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他曾把天下绝品《平复帖》、《游春图》捐给国家。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但我认为,他自己最看重的,是诗词。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的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蜡庙》。张伯驹四十寿辰,压轴的是《空城计》,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他饰诸葛亮。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做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

  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他自己亦做诗为记:“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闻“戏改”结束欣喜若狂

  1949年以后,政府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一向对新文艺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正如张伯驹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故而,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

  1957年4月25日的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

  这番话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顿时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章伯钧、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主管领导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欣喜若狂。

  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推出了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物?——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

  “马思远事件”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等人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小翠花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

  很快,一切准备妥当。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小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也披露了这一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他气极,也怒极。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让法令服从鸣放?”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不满意。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后来,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证。就连报道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一时间,群情激愤。

  他妻子潘素对我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比如,某某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晚岁犹有红毹诗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80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由宝文堂书局出版。

  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当朋友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会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征集缅怀张伯驹潘素相关文章
 

张伯驹潘素夫妇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特向全社会征集缅怀张伯驹潘素的相关文章。既可以是以前曾经发表过的,也可以是现在所写。文体不限,必须真情实感、言之有物。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对来稿“择优选登”,集结成册,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欢迎与张伯驹潘素夫妇有过交往、受过他们影响的、热爱传统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来稿。请寄:北京西城区后海南沿26号(邮编:100009),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楼开肇(馆长)收。或发送至下面邮箱:E-MAIL:zbjpsgj@263.net    E-MAIL:lxlworld@126.com

楼开肇(馆长):13901046672   刘晓林:13693626730
 
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2012年6月
 
 
 
附:
张伯驹(1898年—1982年),河南项城人,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等合称为“民国四公子”;他中国文化史集收藏鉴赏、书画、诗词、京剧艺术研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

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书画名迹。曾收藏中国传世最古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传世最古绘画作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此外,唐代李白的《上阳台贴》、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范仲淹的《道服赞》,元代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也是先生的藏品。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于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潘素夫妇陆续将收藏的书画名迹捐献给国家。《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贴》等早已成为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张伯驹先生所捐献的国宝,在价值上无法估量。
 
张伯驹先生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潘素(1915年—1992年),江苏苏州人;20世纪中国著名女画家,张伯驹先生的夫人。早年习花鸟,中年转攻山水,晚年善金碧青绿山水及雪景山水。民国时期曾任北平美术分会理事,建国后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吉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北京工笔重彩画会艺术顾问,北京工笔重彩画会艺术顾问,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
 
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书画名家都有笔墨往来;1952年同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等老画家合作一本画册,为毛泽东主席祝贺生日。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时,对其所画《漓江春晴》评:“此画颇有新气象。”她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多次以她的画作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张大千先生曾称赞她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潘素女士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书画艺术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她对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事业全力支持,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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