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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臧棣抨击北岛看当代犬儒现象

6已有 888 次阅读  2014-04-11 18:07   标签北岛  臧棣  诗歌  犬儒 

从臧棣抨击北岛看当代犬儒现象

 

程美信

 

看了臧棣的《北岛,不是我批评你》访谈录,觉得事情原委简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就是八十年文坛老星北岛批评中华民族已沦为物质主义昏梦中,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成为权力和商业化的共谋犬儒浮躁无所不在,引起北大中文系教师兼诗人的臧棣的极大不满,通篇斥骂北岛是“愚蠢”和“二流诗人”。尽管北岛在言语上有一棍子打死一船人的嫌疑,似乎抹煞了在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有人在努力、在前进、在建构的事实,但从整体时代来看,中国当前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犬儒是十之八九的普遍现象。不论是北岛说还是别人说,生活在当前中国屋檐下的文化人,至少应当承认这一严峻事实,恐惧、无奈、懦弱,妥协屈服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像臧棣这样把自己以及知识分子的普遍软弱苟且当作一种优越个性,反咬北岛一通,这才是真正愚蠢的懦夫表现,有力地证明臧棣身上的鸵鸟式犬儒主义心态。

由于《北岛,不是我批评你》访谈录篇幅很大,更不乏冗长琐碎,不妨拿几段完整文字证明臧棣的问题所在和犬儒本质。

臧:按我在1980年代的理解,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所示范的,诗歌批评的主要任   务是发掘和阐发批评对象中包含的文学的启发性。说通俗点,就是要多看到批评对象身上的优点。所以,我为自己从事诗歌批评立下的规矩是,只看批评对象(诗人或诗歌作品)的优点。至于他们的缺陷或弱点,我的看法是,那应该是由上帝和时间负责的事。我就不必再浪费精力去说三道四了。诗歌批评的责任在我看来就是尽量去挖掘诗人的优点。在批评的层面上去谈别的诗人的缺点,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过于居高临下的姿态。至少,我的批评伦理对此不太适应。另一个相关的规矩是,由于新诗文化以及当代诗歌在我们的文学语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断被排挤被妖魔化的趋向,从诗歌防御战的角度,从为诗人辩护的角度,我也要求自己即使是在激烈的诗歌论战中也不针对诗人。比如,在1999年的民间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的论战中,我只针对了批评家,如我的朋友沈奇。还有谢有顺,作为批评家,他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敌。立下这些个人规矩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和我对诗歌批评的范式感觉有关。比如,从内心讲,我更愿意将诗歌批评看成是一种基于内心对话的评论:即评价与谈论。批评,在中文语境里,它的意味多少有点奇怪。比如在日常语言层面,批评多半指从高往下施行的一种对弊端、错误和缺点的责难,甚至是批判。所以,批评,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更像是一个给不给面子的问题。我曾无数次感叹,我们的现代文化中缺少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比如,我们看西方文化里的人物传记,给我的印象是,两个朋友可以为一个话题争论得大打出手,但争论之后,依然可以做朋友。而在我们的批评文化中,只要你公开批评一个人,那么你们之间的友谊也就完结了。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你批评一个人,往往被理解成你不是在探讨一个问题的真理性,而是被人为地感受成对他这个人本身的批评。

 

按:这种批评伦理规矩无疑是一种极端自私的犬儒主义处世法则,将它转嫁于艾略特身上未免欠妥,除非艾略特明确要求诗歌批评必须遵守说好不说坏。事实上,说好不说坏是中国犬儒文人一贯奉行趋利避祸的自私原则。不论诗歌还是艺术,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批评一说,所谓的评论大抵上说好不说坏,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中庸之道。批评作为一门现代文艺的理论学科,其主体功能是在质疑、批判、否定,实现还原道理是非之研究目的,从不完美世界中发现问题、修正缺陷、消除错误,从而推动一个领域的升华发展。假如诗歌批评完全基于优点出发便无法实现的批评真目的。进一步说,没有缺点与优点的客观揭示,诗歌批评难以完成发掘文学的启发价值。健全的批评应当是优点是优点,缺点是缺点,无须刻意回避缺点的存在,否则只能说是批评的贫血和批评者的自私。中国社会没有真正意义的批评文化,人们习惯把批评当作一种敌意化的责难,因此造成臧棣给自己立下说好不说坏诗歌批评的伦理规矩就不足为奇。但是,对于犬儒主义者,这不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高风亮节,而是完全自私的趋利避害,结果是中国批评科学没有了,说真话的人没有了。老实说,北岛何尝不是得罪了中国吃文化、吃诗歌这碗饭的人?假如他也奉行臧棣坚持只说好的批评范式,估计不会得到愚蠢二流诗人的回敬。批评还是必须回到批评的自身学理上来,没必要搞伪道德的伦理范式,北岛批评中国文化界犬儒和诗歌界浮躁是普遍的事实。

 

臧:北岛这些年的很多言论,都让我感到他并不是再以诗人的身份在发言,而是以他自己所  称的“知识分子身份”来发言。所以,对我的那个批评规矩而言,我觉得也没什太大的变化,规矩的改变也没你们想得那么多。最近十年,北岛不是再用诗人身份谈公共话题和文学话题,而是更愿意以诗人身上的知识分子身份来谈公共话题和文学话题,那么,我的批评就针对他标榜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相关的文学话题和这一知识分子身份的关联。我主要还是针对他的言谈中所涉及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性质的判断,针对他的观点背后的那些流毒甚广的文学偏见和文学观念,以及我所指认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文学意识形态。也针对令我越来越感到担忧的一个企图:对当代中国文学施行的文学知识分子化的行为。我基本上还给他的诗歌写作留了很大的面子。我的批评至少还没针对他的诗歌。

 

按:这里有力证明臧棣的犬儒本质。批评中国诗歌是任何人都可以的行为,关键在于其观点的对错,而不在于批评者的身份差异。何况诗人本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难道以诗人身上的知识分子身份谈论公共话题和文学问题便有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性质作出“坏”的判断就必定是流毒甚广的文学偏见和文学观念?当前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活生生的摆在那里,从文联作协到商业写手,何尝不是北岛说的“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如果文学写作都不是知识分子化的行为产物,那什么还是知识分子化的东西?按照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书中指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精英,“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是象牙塔里的思想家和圣贤者,与一般关心世俗得失和权力的凡夫俗子形成鲜明对比。当代世俗化知识分子是相对的专业化精英,他们只会在自己从事领域发言,解决职业范围的技术性问题,是服务于权力或市场的知识工具,不质疑、评判或介入社会政治。而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世俗的批评家,“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用赛义德的话进一步说:“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北岛抨击当代中国文学和诗人的“犬儒化”,无非是指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缺乏赛义德对现代真正知识分子的期待要求,这也是令臧棣越来越感到担忧的一个企图:“对当代中国文学施行的文学知识分子化的行为”。不难看出藏棣的担忧是出于犬儒主义的本能恐惧,害怕诗人肩负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担当,因为它在当前中国可能受到权力打压和资本拒斥,甚至有坐牢掉脑袋的危险。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奉行“趋利避害”处世原则,在文学批评上必定坚持“只说好”范式,这一文学立场必然上升到为公共领域和政治问题的同规法则,规避权力是犬儒主义自私化的“政治正确”,也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立场和人生哲学。

 

臧:我们的诗歌史必须意识到,诗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东西。我们的公共文学空间及其文化舆论也必须逐步地学会意识到,诗歌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换句话说,诗歌的问题有一半可以放在文化的公共空间里谈论,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但是诗歌本身,也还有一半永远都不能放到这个公共空间里来谈论,它只适合于私人领域,或秘密的阅读。诗歌的这另一半,属于生命的个人空间,属于个人的自我教育领域。这一点,如果回头去看我们的古典诗歌传统,就更明显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北岛及其背后的文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文学和历史之间应该是一致性的,并且将这种一致性用于文学意识形态的偏见。不仅一致,而且现在连起码的保持距离的权利都不允许了。这种功利性在北岛的言论里已到了变态的地步。某种意义上,我也能体会到这种功利性为什么会表达得如此迫切。但是,还是从这种迫切性上讲,新诗史或现代文化史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太多了。一句话,即使是打着历史和文学的一致性的旗号,我也不赞成如此功利地使用诗歌,或诗歌批评,或批判性。而如果不是在历史和文学的一致性的框架内这样使用诗歌,或是建构诗歌与批判性的关联,那就更不得体了。这是对诗歌尊严的公然的冒犯。我现在就感到了北岛对我(们)的诗歌的冒犯。我不知道,我在大陆的文学场域里写写诗,怎么就被犬儒了呢。从精神上,全面地投降了呢。北岛,还是扪心自问一下,上帝敢这么讲吗?他不都敢讲,你敢讲,你们敢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诗歌的问题,涉及到生命的秘密,时间的秘密,真理的秘密,天赋的秘密,人类创造力的秘密。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是一种文学实践,但它也有非历史的一面,它也是一种生命的自我教育实践。作为一种自我教育的实践,它并没有在历史面前处处透明。这是体现在北岛的言论中的那种文学意识形态所不愿想到或是干脆就不愿承认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诗歌的问题,不完全是我们在公共的文化空间里看到的事情。所以,焦急得甚至功利得连起码的诗歌的尊严都不顾了,何必呢?我曾在我的诗话《诗道鳟燕》里讲过:从批评的角度上说,诗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种不解决问题,反而是诗歌之无用的大用。诗存在于我们的生命能力之中。诗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的创造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诗是一种慢。

 

按:一个诗人有权捍卫他的文学创作限于私人领域私密阅读,这恰恰是诗歌的政治问题和诗人的正当权利。但是,要将这一点强加给我们诗歌史就践踏了他人权利的公共领域和诗歌史自由开放的普遍原则。不错,诗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东西,它既可风花雪月又可浩然正气、既可无病呻吟而又可义愤填膺,既可愤世嫉俗又可悲天悯人……总之,他的高级性牵动着人类存在的复杂性,绝不仅仅是文字与韵律的驾驭技艺。好作品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修辞技巧,始终离不开介入外部世界的语境生效――“文学与历史一致性。诗歌注定是无法摆脱功利性的使用,对己、对他、对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无法拒斥的功利性作用,哪怕纯粹自我的愉悦体验,何尝不是功利性使用。文学批评、诗歌批评,在古今中外文学史、诗歌史上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大队伍。文学批判的功利性的正当使用,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明必须保障的文化力量,否则必定是一糟糕透顶的国度,中国历史与现实都活生生地证明了这一点,文字狱可以让一介书生一次又一次坐牢。另外,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伟大的思想运动来自文学批判性感召力,那便是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诗歌文学唤醒了黑暗里中世纪欧洲人,开启了人性解放与理性觉醒的光明曙光,包括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五新思潮运动,当代中国文化人几乎吞噬了这一式微的文学精神和历史遗产。要知道,诗歌的丰富多样性是文化开放的形态体现,诗歌有批判性、诗歌跟批判性关联,它正是当前中国主流文化缺失精神要素,导致中国当代文艺的贫血和犬儒主义的泛滥。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它符合时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因此就不难看出北岛发出中华民族已沦为物质主义昏梦中的狠话,哪怕是臧棣所说的表演性姿态,它仍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声音。换言之,一位尊重文学开放体系和写作自由原则的诗人或学者,决不会轻而易举地下结论——“诗歌的问题,涉及到生命的秘密,时间的秘密,真理的秘密,天赋的秘密,人类创造力的秘密。假当如此诗歌关乎生命、时间、真理、天赋、创造力,存在这么大的公共性意义和功利性价值,将它锁在私人的秘密中则是一种犯罪。臧棣竟用黄老显学为自己犬儒诗歌论找到一个合理说法,认为诗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种不解决问题,反而是诗歌之无用的大用。其实,这种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观点了无新意,把苟且偷安当作高明个性是新犬儒的一大特色。

 

引文连接《臧棣: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http://www.ideobook.com/1189/zangdi-criticize-be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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