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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孤栖

17已有 1638 次阅读  2013-06-17 08:30

三地孤栖

香港、深圳与广州的文化隔离

 

大约在1966年下半年,文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凶猛气势席卷全国,六亿人像喝了迷魂汤似的,全身心投入到大批判和被批判的相互折磨之中。这时,在中国南方,通往香港的罗湖桥上,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年人,他是个摄影家,正在以同样前所未有的兴奋,进入革命的中国。他来到广州,大概还去过内地,目睹着因革命风暴而带来的奇特景观。他是个香港左派。在中国,今天我们都知道,当右派无比凄凉,是一种苦难。同样,在香港,左派也是苦难的化身。而正是这个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苦难左派,回到了革命的中国,所以,他之兴高采烈,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左派摄影家采购了随处可见的革命宣传品,比如印有“忠”字和毛之黑白头像的锦旗、毛语录的招贴画、红宝书、革命红旗插遍全球的世界地图,等等,之后,他回到了香港,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在自己的摄影棚,动员家人与朋友做他的模特,拍下了戏仿革命的庄严场面,然后再制作成大幅照片。这些照片拿来干嘛?是一种视觉作品,还是一种宣传品?因为没有更多的文献,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在革命年代,全中国都陷入到空前的政治狂欢之中,有人兴奋,有人痛苦,有人轻生,有人上升,有人倒霉。因为都在狂欢,所以那阵子根本就不会有人会关心一个内心充满革命激情的香港左派摄影家的所为。同样,在资本主义香港,高层政客正惊恐万状地注视着中国的文革风暴,老板忙着做生意,普通市民则为维持每日单调的生活而工作,除了几个左派,大概同样没有人会关心这个香港左派的奇特举动。

随着时间的流驶,天下已经大为改观,革命成为历史,大陆人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正紧随香港的资产阶级,忙着大赚其钱,至少在忙着做老板的美梦。而这个香港左派摄影家则已经被人遗忘,他老了,年近90,拍不动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也就是2007年,摄影家当年所拍的革命照片,却被有心人发现了,然后放成大张,拿到广东连州,参加了“连州国际摄影节”。更让人意外的是,展出颇为轰动,年轻策展人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十来年兴起的、以摆拍为主要方式营造虚构场面的“观念摄影”,原来在很多年以前,已经由一个香港人如此这般地去做了。他们宣称,此人才是中国“观念摄影”之父。最后,香港摄影家获得了当年的摄影节金奖,他终于在晚年被中国先锋艺术界认识了。

这位香港摄影家叫蒙敏生,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不知道他得奖后,会有什么感想?

不仅当年蒙敏生的所作所为与中国艺术语境无关,即使在今天,他已经获了奖,多少被中国当代艺术界所认知,但他的艺术,那种基于左派立场与感情而创造的“革命摄影”,还是和中国的艺术语境无关。在中国,太少人知道香港左派及其运动,即使有所了解,也不会关心。甚至连香港也在遗忘这一段历史,至少是不愿提及,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在台上的政客,还是台下的老板大亨。香港左派运动像一阵云烟,早就飘散在历史的曲折中了。更有甚者,其中一些积极分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从极左分子变成了反共先锋。这恐怕可以说明,蒙敏生的创作完全是他个人的一时冲动。时过境迁,被遗忘理所当然。而当语境又转回到某种现代主义的状态时,他又突然在异地,在大陆被重新“发现”,更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足为奇。只是,蒙敏生和什么“之父”没有什么关系。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社会早就高度职业化和技术化了,对“之父”之类的荣誉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因为社会并不认同。

在我看来,蒙敏生的遭遇是个象征,证明香港这块殖民地,在当代艺术领域,和广州,和近在毗邻的深圳,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当中国全力以赴走向国际化时,在香港,连普通人都知道,他们早就是国际上的一分子了。

广州是广东的省城,是珠三角的首府,是粤语的发源地。广州西关口音,被认为是地道的粤语发音。但是,由于冷战,讲同一种方言的广州和香港,彼此对这一方言的称谓却完全不一样。广州人称粤语为“广州话”,香港人则叫做“广东话”。这就像台湾人称官话为“国语”,大陆人称之为“普通话”一样。这无疑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惨痛,不同称谓成为了惨痛记忆的公开标识。这标识意味着,当广州仍然认为自己是珠三角的核心时,香港早就对此不屑了。这就像台湾人坚持其国家正宗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已经无情地抛弃了“国”字,而以“普通”自居。

因为广州是珠三角首府,所以广州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广东代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广州文化界特别热衷于讨论“广东文化”。几十年来,我不知听到过多少关于“广东文化”的意见,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可惜,至今为止,我仍然搞不懂什么才是“广东文化”,我只是大约知道,这一类讨论反映了近代以来族群意识的崛起,用以补充对国族的共同想象。潮汕人讨论“潮汕文化”,客家人讨论“客家文化”,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宣称,只有他们的方言才保留了更多的中原古音,其中自然有苦难迁徙的论证。只是,三地方言,也就是粤语、潮汕方言和客家方言,究竟哪一家更古,我不是方言专家,所以不甚清楚。只是我在广州出生,自从对文化有所认识以来,就知道广州文化界对“广东文化”有着持续不断的讨论。后来,我却发现,其实深圳和香港两地,并没有多少文化人会关心同样的问题。理由恐怕很简单,他们可能根本就不认同广州人所讨论的“广东文化”。有意思的是,当广州人用“广州话”讨论“广东文化”时,香港文化界则很有可能用双语,也就是“广东话”和“英语”,去讨论他们的“国际化”。同样,新崛起的深圳,因为流行“普通话”,且以外地人为主体,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讨论移民性质的“深圳文化”,而且用的是普通话。深圳人同样不关心“广东文化”,也不关心“香港文化”,对比起来,深圳人肯定更关心“国际化”,因为溶入国际是他们的愿望,尽管这溶入可能有不少香港因素。结果是,深圳所关心的“国际化”,很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化”,其中究竟有多少“北京心态”存在,因为没有研究,所以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这样去猜测而已。不过,这一猜测倒是提醒了我,在香港人所讨论的“国际化”,究竟是“伦敦化”还是“纽约化”,甚或是“东京化”和“巴黎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想来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伦敦化”和“纽约化”可能会接近事实。

也就是说,因为近代特殊的地缘政治的原因,同处珠三角的这三座城市,在文化上却呈现出一种互相隔离的现象,香港的“国际化”和广州的“广东文化”毫不相干,暴发户似的深圳,因为缺失传统,第一代移民深圳的人们,甚至内心就没有对居住地的认同,他们仍然坚持自己是“湖北人”、“甘肃人”、“东北人”或者什么“人”,反正不是“深圳人”。自小移民过来在深圳长大、或在深圳出生的人们,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没有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没有像样的、独立的文化生活,没有最终形成群体的价值倾向,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文化隔离不仅造成一种各说各话的现象,而且还彼此冷落,遂使隔离变成了隔陌。比如深圳OCT艺术中心,尽管其策划团队来自广州,但所做项目却与广州无关,甚至和深圳也行同陌路。他们关心的是业已功成名就的“顶级”艺术家,其中除了一个徐坦还多少与广州保持着某种令人可疑而有趣的关联外,其余都是“中国化”、或者由“中国化”而“国际化”的本土产物。其中一个特征是对展览的命名,从“视觉政治学”到“国家遗产”,这一类最高级别的公共名词的使用,不仅呈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度,而且还是“命名经济学”中占据“名词高地”的典型做法,以便获取最具正面效应的传播效果。命名本身也反证了广州艺术界的空洞本质,一个过多关心“广东文化”的艺术界,这么多年来不仅拿不出公认的“代表广东”的成果或项目(自认不算),甚至,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文化观的推动之下,广州艺术的边缘化却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而离香港的“全球化”,进而西方的“全球化”越来越远。

学者程美宝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东文化”这一概念所指称的问题不是其“准确定义”为何,而是隐藏在这一提法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的特定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与其关心什么是“广东文化”,不如关心这一概念是谁、在什么时候、因什么问题或缘由而提出,又因什么样的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产生了各种歧义。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可被准确定义的“广东文化”,但却存在着一个对“广东文化”的解释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解释的历史中,讲解其中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影响。从这一层面讲,所谓“隔绝”,甚至“隔陌”,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三地孤栖”就是珠三角文化运动的特殊表征,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其百年历史与文化的巨大变迁,都隐藏在这三地孤栖之中,而书写着近代中国的伟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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