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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琼 / 历史叙事与仪式表达:军事主题美术创作的情感空间

5已有 149 次阅读  2018-03-31 11:20

历史叙事与仪式表达

——军事主题美术创作的情感空间

杨 琼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一种复活和再生的仪式。这不是一种时髦的现代式的批评话语,讲艺术是一种“仪式”不过是把批评回归到原初的“诗性”之域。

当面对古老民族的各种庆典、祭祀、戏剧乃至原始舞蹈时,我们是否感受到仪式与艺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欣赏那些古老的壁画尤其是狩猎或战争场景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艺术,而更像是一场集体的仪式。事实上,我们只要对艺术和仪式做人类学考察,便不难发现它们在诞生之初并无本质区别,它们也不像后世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再现某一场景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更多是为了创造和重温某种情感。换句话说,不管是艺术还是仪式,或者艺术作为仪式和仪式作为艺术,几乎是始于形式终于心理(情感)诉求,而非完全出于实用之目的。

人类学家通常把仪式当作一个“传统的贮存器”,它意味着仪式自身具有“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和事实。俨然康纳顿所说:“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于一系列其他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反映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作者的全部生活。”所以,仪式是历史叙事的元语言,它的本质就是叙事;仪式者以实施仪式来表现其精神诉求。

仪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的集体性,即便实施仪式过程的可能是某一个人,但是他所代表的俨然是某一个集团的经验或愿望。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进行个体创作可能算不上仪式,但是如果他是肩负着某种集体的意志而表现某一类艺术形象,或者在某种类的情绪影响下进行艺术创作,则常常能演变为一场仪式(这正是艺术与仪式互为形式的本质所在)。如是,军事主题美术创作所表现的并不是艺术家个人的意志,而是某一类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战士(人)”共同做出的行为,尽管这一“行为”是由某一个或几个艺术家代为完成的,但它表现的却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彰显和经验的延伸。由此,军事主题美术创作更接近于仪式,甚或就是仪式本身。

艺术的本质不是再现,而是表现,尽管它包含着再现的成份。仪式亦一样,仪式的目的是重构一种情境,尽管在这种情境中有诸多再现的画面和场景。当我们把叙事还原到最初的仪式活动中时,就不难发现叙事是伴随着仪式而表演的,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或美学,乃至历史的信息的传递,严格说来它类似于一种仪式活动的神圣行为。

其实,讲述故事就是在讲述历史。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其主要的功能就是“讲述历史”。严格来说,我国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将近一百个年头了。如果要做个简单的分期的话,可分为中共苏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到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等五个时期。当然,早期的军事主题美术创作主要目的在于宣传,正如毛主席曾说:“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在当时,甚至建议美术课“不要叫美术课,也不要叫图画课,而叫‘革命画’”。军队美术创作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不能变。在危难时刻,“笔杆子”也可以发挥“枪杆子”一样的功能和作用。这时,艺术家的情感与民族情感和国家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美术创作不是一次个人的抒情,而是某一集团的情感意志的体现,其创作过程更像是一场无声的仪式,悲壮而崇高。这时期的美术作品以黑白木刻居多,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融入了浪漫主义的元素。主要如古元的《拥护怎们老百姓的军队》《人民子弟兵》、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沃渣的《八路军铁骑兵》《保卫卢沟桥》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19578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军美展”,共有400多位美术家参加,参展作品420件,其中不乏被后人传颂的作品——诸如潘鹤的《艰苦岁月》、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吕斯百的《瓦子街战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冯法祀的《刘胡兰》,等等。此后,优秀的军事主题美术作品争先亮相。如董希文的《百万雄师下江南》、蔡亮和张自嶷的《三大主力会师》、陈丹青的《进军西藏》、李自健的《1937·南京大屠杀》,等等。当然,这些作品依然遵循一以贯之的叙事风格,艺术家依然在“讲述历史”,但在“如何表现”——从形式语言到艺术家的情绪——的问题上已经不同于前,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军事主题美术创作是自发的话,在建国以后就已经慢慢走向自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经验的自觉”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新常态。面对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艺术家又该如何来“讲述历史”?开启他的仪式之旅?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和平年代,我们离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越来越远,艺术家近距离感受战争的可能也越来越小。过去的军人的形象与现在的军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创作要在不失叙事(情节性)的情况下又能更好地塑造形象(时代性和艺术性)似乎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军事主题美术创作要在弘扬民族精神,创建当代民族艺术的大思路中确定创作的方向和目标。在这点上,军旅画家秦文清、骆根兴具有代表性。如骆根兴认为,军事主题美术创作要遵循现实主义的路线,要把民族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呈现出来,把表现人性的崇高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创作于2001年的《西部年代》无疑是最能代表骆根兴创作观念的作品。这幅荣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并不是“任务”创作,而是他自己想画的,195*250cm的巨作不到一个月就画完了,艺术家胸中似乎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情绪在缠绕,需要马上释放——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秦文清的《士兵们》《超越极限》等作品中所塑造的当代军人的崇高形象,是他在对部队生活的深刻认识和体验,以及充满敬畏的情感信仰之精神状态之下的必然产物。同样是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叙事作品,但艺术家对叙事(情节)做了大胆的单一化的处理,并加强了对技巧表现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力度,使作品在艺术性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相对而言,陈钰铭的创作个性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一些。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历史的定格》——悲剧意识与审美精神融汇到了一起,生命在苦难的历史中既显得无助,又充满了对尊严的诉求。西谚云:悲剧使人崇高,苦难净化心灵。艺术家的目的不正是为了以沉重的主题以及悲剧性结果来唤醒人民铭记历史,为正义、和平和幸福勇敢斗争吗?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情感,达到某种目的,艺术家做到了。与其说是一种巧合,毋宁说是艺术家有意识地去表现这种人文情怀和精神诉求。

当代艺术家中,还有诸如刘大为、苗再新、李明峰等都曾创作了诸多不乏优秀的军事主题作品,以上只是简要地梳理了军事主题美术创作的历史,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面面俱到,然每个时间亦是有所交代的。当然,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在这些“叙事性(讲述历史)”的作品中,图像叙事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再现曾经发生过的或想象的“故事”,而是把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仪式化了。因为叙事的过程相当注重事件过程的起伏跌宕,而仪式的力量在这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时候,艺术家不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意志的化身,其艺术意志自然便通过作为仪式的“叙事”真正地实现其情感表达。在这些图像叙事中,战争意象被仪式化了。艺术家把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的“战斗”场景的理解和情感,通过作为“仪式”的绘画(图像)的方式保存下来。一方面,艺术家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实现对过去某一经验的重温;另一方面,面对“仪式”(作品)本身,艺术家还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新的感受和认知。我在评价军旅画家李明峰的创作时是这样说的:艺术家“以表现战争、表现现代军人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作品,足以构成一部宏达的图像叙事学。在这些图像(场景)中,艺术家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既是叙事者亦是仪式的表演者。……换句话说,这些作品有时表现艺术家直接身处其中的现实,而更多时候是艺术家本人(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意志的愿望)通过对某一历史叙事或战争场景的理解、感受而表现出来的欲望的诉求。艺术家希望能在艺术创作中实现这种情感诉求。创作俨然仪式中的表演。”这是一种“共通的情感”,不惟李明峰,这种“共同的情感”对从事军事主题创作的艺术家具有普遍性。 

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当然这句话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艺术所表现的生活不是一种现象,毋宁说是一种感受。艺术家对生活没有感受,就不会有情绪,没有情绪就不会有行动,就不可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军事题材是一个特殊的创作领域,其对艺术家在认识和思想上皆有较高也较为理性的要求。作为进行军事主题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他并不是想怎么创作就怎么创作,他所要创作的作品首先要符合历史“故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使得作品的形式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更有紧密,艺术也变得更加自律。马尔库塞曾说,艺术作品只有作为自律的作品,才能同政治发生关系。在这样的作品中,作为形式的语言表达与内容表达有时是不可分的,甚至达到形式是内容,内容也是形式的程度。艺术家的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是一种政治情感,它代表的是国家的尊严和正义,他是代表集体“讲述历史”的人,而这种心理诉求是一般艺术家所没有或不一定要有的。

当我们面对《飞夺泸定桥》(李宗津作)、《百万雄师下江南》(董希文作)、《围攻北站》(方增先作)等反映战争题材作品时,我们就会情绪激昂,似乎一下子被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名战士,冲锋陷阵,参与到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去。当我们面对《南京大屠杀》(冯法祀、申胜秋,李自建皆有同名作品)等反映民族“失尊”题材作品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感受——无奈、痛苦、压抑、悲愤。当我们面对《反恐突击队》(罗田喜作)、《金属结构—集结》(李明峰作)等反映现代军人精神面貌题材作品时,我们又会生出另一番情绪来。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情感是共通的、原初的,它潜藏在集体无意识里,是艺术家通过仪式化的手段把人的这种共通的情感激发出来。艺术的功能既要有教化认识,更要有审美疗效,这是人类对艺术的情感诉求,它使艺术作为仪式获得了再生的力量。

现代社会,人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作为群居动物所应具有的集体情感几乎消失殆尽。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唤醒

—唤醒人作为人、人作为文化动物的精神实质。把艺术和仪式联系起来,旨在使艺术回归神秘的、神圣的元叙事,充分发挥艺术作为教化认识、审美疗效的功能。军事主题美术创作以历史“故实”为基础,以英雄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理想化地为读者呈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气度品格,以达到集体重温民族情感的目的。

艺术是一种复活和再生的仪式,这一界定对军事主题美术创作具有革命性意义。军事主题美术创作践行这一观念,既是在挖掘艺术的传统,亦是艺术创新的突破口。(原载《解放军美术书法》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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