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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羌族信仰中的汉文化影响

2已有 770 次阅读  2015-09-25 19:15   标签center  style  佛教  中国  道教 

                        略论羌族信仰中的汉文化影响

                                  耿纪朋

摘要:羌族信仰多神。带有万物有灵色彩的信仰特点曾经是中国上古时期普遍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在今天羌族的信仰中仍然被保存。汉族的多神信仰某种情况下更是严格的世间王权在神界的映射,这种体系被逐渐加上道德的外壳,同时结合强调自然的道家思想从而形成道教。道教在产生之初就与羌族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是由于道教有着综合背景的优势从而更为明显的影响了羌族的信仰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对抗和冲突,最终融入汉文化。汉传佛教也由于汉人官民与羌族的杂处而传入羌族地区,从而影响了羌族信仰。汉族民俗中遗留的万物有灵的特色并未完全消失,在道教信仰的外表下还有不明确的归属,以至于完全融入生活形成习俗。这些生活习俗也对于信仰有着一定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汉民族本身,还影响了包括羌族在内的一些其他民族的信仰。本文通过四个方面的分析探讨羌族信仰中的汉文化影响。

关键词:羌族信仰、道教、汉传佛教、汉文化

中国的宗教信仰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状态,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宗教信仰的分散并不只是存在于我们所熟知的“三教鼎立”的时期,早在佛教未曾传入、道教未曾独立和儒家还未体系化之前就已经如此了。中国先秦的宗教信仰可以概括为教派林立,只是这时的教派有着趋同性,就是都强调自然神和祖先神的泛神化崇拜。然而由于族群甚至是聚居群的区别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影响,所以这时的信仰体系在细节上不尽相同,或者可以说有着极大的差别。这种情况甚至遗留在世人的文化基因中,从氏族时期一直延续到成熟的农耕文明时期,在成熟宗教信仰的掩盖下融入到民俗的点滴中。

羌族信仰的核心仍然是万物有灵的信仰,天神、树神、羊神、寨神、家神等诸多神灵都通过自身的祭祀或者是释比的沟通以获得祈福去灾的效果。这一信仰体系中的诸神各有所司,除了天神具有名义上的统领权之外并不是系统的神仙管理体系。以至于受到汉文化影响而接受的佛教的观世音菩萨,道教的太上老君等诸多神灵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互无统辖和争端。

羌族信仰模式的存在主要原因是因为非政治系统性的群体生活,使得小范围内的统领是宗教首领和政治首领的重合,一种模式是寨首和释比的共同维持,另一种是寨首和释比集于一身。无论是哪一种重合模式,寨首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胜过释比,释比在存在的群体中威望很高,而这种威望只是既定群体中的确认。这种情况存在于行政集权的大背景下,却并不影响这种政治背景的存在。所以保持这种神权与人权的并存被外在的强势政治系统默认。

政治的默然并不影响文化的融合和影响。中国多种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很少采用过激形式,和平而较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往往效果更佳。羌族信仰尽管保持了本质的相对独立,却在形式上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并且不论这种文化基因的远近,异样的神灵体系都被消融在林林总总的诸神之中。

一、原始信仰的趋同与分离

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便把诸多自然中的对象予以神化,给予一定的神格。史前文明中的信仰往往是基于万物有灵的特点,只是这种特点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变化。一神教的信仰体系最终把诸多不同的神格集中到一起,强调一神的不同能力体现。而众神教则是诸神各司其职,只是这诸多的神灵在有的地方形成一个神灵王国,而在有的地方却互不统属。

中国的宗教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表面上是统一的国家信仰体系和家族信仰体系的重合,其实质则是多个信仰体系的并存。这种信仰体系的多元化既体现在整体也体现在局部。中国原始信仰的多元化发展造成了这种本质上的趋同与表面上的分离。上古时期的巫处于神与人之间的地位可以概括为诸神之下,众人之上。但是随着世俗政治势力的强大,神权不是被集中到执掌政权的身上,而是被仪式化了。于是仪式化的神权和实际上的神职之间出现了裂痕,神职者在仪式中不再是中心,世间的执政者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管理关系。这种神权的剥夺主要是处于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带,广大的神职者被下放到民间系统,原有的底层神职者并未受到权力争夺的影响,以至于上下之间的信仰出现了不对等关系。这种神权的争夺不仅没有影响下层的民众信仰,也没有影响边远地区和少数群体自足的信仰体系。

羌族信仰的诸神并无明确的统属,尽管有着大神和小神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管理的职能不同而已,从而影响了祭祀的先后和轻重程度。大量的自然神与自身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而寨神和家神则带有明显的祖先神印迹。每个村寨信仰的相对统一与某种前提下的自成体系体现了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还可以细化到家庭和个体,并且这种分歧之间并未存在本质的冲突。这种信仰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本质上万物有灵的信仰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信仰群体的被动性。

原始信仰的痕迹明确的存在在中国文化圈的人群中,羌族信仰把这种痕迹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虽然显现了与中原王朝官方不同的信仰体系,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分离与融合并不影响其实质上的趋同性特点。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态度上,羌族与汉族有着相似的特点。

二、道教信仰在羌族信仰中的影响

道教产生在巴蜀地区,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尽管是其核心内容,而其庞杂而又有一定系统的神仙班底不可能说完全脱离世外,更何况其占卜符咒的法术都是与世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而这些符咒等法术的源头就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来自羌族信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称:“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五千文。”并且还称“汉末至唐宋,陇蜀之间的氐、羌以至云南的南诏和大理都相信天师道。蒙文通认为:五斗米道,又称天师……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又说:“五斗米道,原行于西南少数民族。道教容纳了巫术,并使其成为内在的重要部分。这在《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多有记载,前人也有所分析,所以就不予过多的阐释。

如果说道教中的部分巫术与羌族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还是属于源头的探究。当道教确立,并且经过中原文人士大夫的投入和佛教的影响,以及和佛、儒两家在对立中融合的过程,道教更为明显的与现实中的政治体系结合起来。陶弘景就试图建立完善神仙王国的图系,尽管这个图式是不稳定并且不被普遍认可的,但是这种努力始终在道教徒中存在。“三清”在道教中的至尊地位被认可,而其神职却并不明确。作为管理者的玉皇大帝与正统帝王的“君权神授”体系相交融,昊天上帝取得了道教教主与世俗上帝的双重身份。太上老君等三清在道教的至尊地位却被世俗的人们予以否定,某种情况下认为是“老天爷”的国师一类人物。道教自身完善的神仙体系和被世俗参照现实政治体系认可的神灵体系既有重合,又有冲突,而这并没有妨碍信仰的和平与包容。

羌族的信仰却并没有远离与道教巫术分道扬镳的时期。尽管道教从形成之后就处于羌族聚居区,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在羌族居住区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道教的传播,但是羌族的信仰核心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巫术的共同点和共通性使得道教信仰和羌族信仰在羌族民众眼中并无太大的区别。信仰天神与玉皇大帝并没有冲突,而且并行不悖,部分地区如同汉族信仰一样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也有外力导向的因素,特别是近三百年的政治作用不可忽视。

共同的认可大禹,“禹步”被认为是做法事时的步伐,共同强调对于天、地、水三元的崇拜,但这并不能证明道教对于羌族信仰的影响,但是可以作为羌族信仰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根据。而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真武大帝等较晚在道教神灵体系中确定名号的诸神却可以证明羌族信仰在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上确实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的释比所使用的咒语用汉语,而且部分与道教的咒语相同或相似,如“太上老君急急如意(律)令”等语句。法印上的文字为汉字,内容多有“雷霆都司北极驱邪”之类文字,而形式上也多有龟蛇相缠绕的形象代表玄武。法冠中的五岳冠表现了对于山的崇拜,也体现了道教较为系统的仪式和法器对于羌族信仰的外在形式有着较为明确的影响。羌族内在的信仰体系却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有着内容的丰富和概念的转化。

三、汉传佛教信仰在羌族信仰中的影响

道教如果说与羌族信仰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的话,那么佛教的融入特别是汉传佛教的融入则有着明显的迂回性。茂县、汶川等地现存的唐代佛教雕塑表现了汉传佛教曾经在羌族聚居区的辉煌。汉传佛教的传入在早期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方面是官方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则是民间的人员流动。信仰汉传佛教的汉人在羌族聚居区居住,这就必然的导致了汉传佛教信仰在羌族聚居区的存在。而这种外来信仰的接受却并不容易,一方面因为佛教信仰体系与羌族信仰的差距,另一方面则是局部生活体系的区别。这并不是说汉传佛教对于羌族信仰没有影响,而是说这种影响不是在早期,也不是直接的。

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从对立到和平相处再到融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五代以后,佛教和道教的结合出现了新的宗教流派和民间认同体系,这种认同体系还把儒家思想和民俗信仰融合在内,以至于佛道之间在核心价值不变的基础上混同的外在的形式。这种混同包括修炼的方法和崇奉的神灵。早期已经发生混同的神灵在宋代以后也被重新界定地位,佛教中的道教神仙和道教中的佛教尊神都有明显的地位提升。

羌族信仰较为明显的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是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和道教都趋于世俗化和三教合流达到极致的时期。汉传佛教的信仰随着道教信仰的中间环节,直接在形式上与羌族信仰发生了关系。较为明确的就是佛教的咒语混同道教的咒语一起被羌族释比接受。五岳冠和五佛冠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汉传佛教和道教在羌族信仰中的影响,更为显著的是混同佛道两家内容的法印。对于神灵的信仰,羌族也是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佛陀在羌族信仰中的地位并不明确,相反,如观世音菩萨和送子娘娘的普遍信仰以及“菩萨”、“娘娘”的称号被运用到其他原有神灵名号上,都反映了汉传佛教影响的痕迹。只是这种影响是在观世音菩萨等信仰融入道教信仰和民俗信仰的中介作用下显现的作用。

此外,羌族与藏族杂居,藏传佛教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羌族信仰,这种信仰既有混杂也有改变。因为藏传佛教中本来就融合了藏族原有的自然神崇拜等内容,所以与羌族信仰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佛教的共通性也使得汉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影响的基础上对羌族信仰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和偶然的。

四、汉族民俗对于羌族信仰的影响

汉族民俗由于羌族和汉族的杂居而对于羌族的信仰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民俗的影响并非来自官方,而是通过民间的自然融合性而实现的。汉族民俗并非完全统一的,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变化,所以这种影响是在时空错位的前提下实现的。汉族在汉代的民俗或许当时影响了羌族,但是这种民俗后来在汉族地区变化或消失了。而羌族信仰中却保存了这一民俗,以至于辨别时产生了差异。这种由于时间或者是空间变化而产生的差别,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所以需要有条件的进行对比。

汉族中有些民众明确的信仰道教,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而相当大的群体只是模糊的相信神灵的存在,对于神灵的体系以及世外的追求都不予以关心。祈求神灵只是获得帮助或解决灾难,至于神灵之间的关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哪位神灵能够解决问题便是崇拜的对象,这或许也是造成汉族信仰神仙体系庞大而又不完全统一的主要原因。

羌族对于天、地、水三者的崇拜,前面谈及道教信仰时也曾提及,其实在先秦时代是较为普遍的信仰,只是对应的神灵系统后来发生的变化。天神在中央王权确立的等级关系中并不允许一般的庶民随便祭祀,土地神也曾经有着至高的地位。儒家所强调的五祀是对门、户、中霤、灶、井的祭祀,门户的祭祀强调了对于出行的重视,中霤祭祀是指祭祀土地神,后来则演变为祭祀宅神,灶神和井神的祭祀则分别是对水火崇敬的具体化表现。这些信仰如今也还保存在汉民族的农村中,与羌族信仰中灶神、土地神等有相似性。

汉族民俗中的信仰不是完整的道教信仰,其在政治等级确定的祭祀对象之外注重与自身的关系。由于农耕文化的发达,畜牧只是副业,但是马王、牛王、羊神、猪神等与家畜有关的神灵信仰主要是祈求保护牲畜兴旺,这与图腾信仰有一定的距离,但某种程度上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是重要性和神系中的地位有区别。这些神灵的信仰与羌族中对于这些神灵的崇拜不同,但是有着一定的共通性。相反,行业神相对于汉民族中形成规模的行业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既有行业保护的作用,同时也是祖先神信仰的一种变化,铁神、仓神、工匠神等羌族信仰中的诸神应该与汉民族的行业诸神有着密切关系。

关帝、孔子、文昌帝君、东岳大帝、城隍、土地等既是民俗诸神,也与道教和佛教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在特殊时期的宗教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宗教现象。这些神灵的信仰同样也存在于羌族信仰系统中,这一方面和道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有关,更为深入的影响应该是汉民族的信仰习俗所造成的。

除了信仰的对象影响之外,干支和五行文化等汉族民俗中的核心概念以及外在的形式都或多或少的对羌族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在民俗信仰共通性的前提下,结合万物有灵的基础而存在的。外在的形式只是为了更好的完善信仰体系。

结论

羌族信仰的核心是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信仰的对象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同时也有着极为广泛的包容性。道教信仰的神灵体系有些直接进入羌族信仰中,有些则是通过形式上的重合而被认可,或完全重合,或并行存在。汉传佛教信仰的对象并没有直接被羌族信仰所接受,通过道教信仰和民俗信仰的中介作用,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的菩萨信仰被羌族信仰所接受,同时通过藏传佛教的影响,羌族信仰也接受了佛教信仰中部分教义内容。汉族民俗信仰中本来就同时夹杂了道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当然还有儒家和民俗信仰本身的特点,这些民俗信仰的对象同样影响了羌族信仰,某种程度上讲还是影响的主力。信仰形式的影响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释比的法冠、法印、咒语等方面都体现了道教或汉朝佛教的影响。五行和干支等概念与占卜的结合同样也体现了道教与民俗信仰对于羌族信仰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未动摇羌族信仰的核心,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既是原始信仰的完整保留,也是其与汉族民俗信仰共同的基础,同样也是接受道教和汉传佛教信仰的前提。

(旧文,收录在《情系尔玛——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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