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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俊 书画创作是个体行为

4已有 351 次阅读  2016-08-06 22:51   标签富春山居图  书画  创作  个体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纸本墨笔,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画创作是个体行为

范美俊

载 《书法报•书画天地》2016年第24期(6月21日)第5版

 

 在我看来,书画创作纯属个体行为。艺术工作者在西方是自由职业者,生来是自由而个体的。尽管,在中国美术史上不乏集体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个例,如北宋徽宗时期施行皇帝审稿制,催生了有着皇家风范与徽宗个人趣味的院画作品;明代中后期的地方画派,画风有着集体趋向;建国后由文化机构牵头,由画院、院校等组织的主题创作,以及近年的重大创作“工程”,都有很强的机构组织与集体创作影子。这一类创作,虽最终要落实到个体艺术家家头上,更多的还是群策群力。

 这些非完全个体完成的创作,往往借助推介特别是有一定权威影响力的机构推介,会变得更加优秀而且影响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集体创作体制的社会影响力远超个体,特别是文化部门及专业协会领导组织,以主题展览为导向的创作活动最具代表性,并贯穿征稿、创作、展出、出版、宣传和入藏等过程。而现在某些体制内的画派、画会等,也有着从创作、宣传到市场、收藏的整套运作方法。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甚至可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并控制商品的流通与消费。近年来国际艺术界的某些机构,往往扮演了寻租资本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主宰和引导着文艺的生产、消费与流通,哪些内容或风格的创作应鼓励,而哪些东西要打压,其选择性则基于市场或宣传等不同目的。今之美国好莱坞电影、国内影视娱乐节目、各种展览及艺术节等,机构的作用远大于个体思考,国人想去好莱坞拍部属于“自己”类型的片子几无可能。在这样的体制下,对艺术创作及作品本身的伤害无法避免,艺术家及作品仅仅是文艺生产中的一个可供遴选的个体,如果没能主动进入或被遴选进入某些集体圈,则无可避免地要被边缘化。这与古代绝大部分人的书画创作方式完全不一样,除个别人外绝大部分的创作者并非以售卖书画为生,故而无需考虑创作之外的东西,因此艺术的发展有一定自律。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其主要目的还是让自己及无用禅师高兴,故而“阅三四载,未得完备”,能够心无旁骛地画出一卷文人画,一不小心就进入画史了

 如今“出名要趁早”,一张画三四年还“未得完备”,这还怎么活?因此,时下艺术的个体坚守相当困难,往往什么流行画什么、什么好卖画什么,艺术自律无从谈起,业界呼吁的“时代力作”也无从谈起。多元时代的艺术家,如何平衡创作的自律与他律的抵牾?确实是一个严峻问题。不过,我还是认为,书画创作属个体行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更需要强调在自己理解范围内的创造,而不是跟风或某些想象的“集体”靠拢。

 就主题展览而言,过去常以征稿的方式,用不同的个体艺术创作去展示某些有集体倾向的文化立场及审美。如今,一些重大题材创作或地方形象宣传需要,则直接以高额奖金的“文化采购”形式实施,含定向邀请、项目招标与社会征稿。这样的创作,甲方的集体意志突出而乙方的个体意识缺失,对中标者而言谈不上个体创造,更多的任务或生意。虽然这不是文革时期“政治挂帅、主题先行”与“三突出、三结合”的极端艺术创作模式,但对作品的实质影响还是相当大,至少“主题先行”了。也难怪,不少看上去正确的“作品”,含臆想“为时代立言”而寻找梳理出的重大题材,即便技法不错,也难有油画《父亲》当年那样广泛而真实的社会情感共鸣。某些题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沦为了毫无时代内容的花样翻新。

 无疑,而艺术创作不可能不受名利等外力干扰。但“艺术贵在创新”,含题材与风格、技法与理念等。文革期间的“红光亮、高大全”一度曾是主流画风,但依然无法掩盖陈子庄、黄秋园、吴冠中等人不为时尚所动甚至离经叛道的创作成就,而绝大部分跟风的创作不值一提。书法方面,前些年的“流行书风”及近年的“展览体”,每年都有大量作品产生而真正的“个体”创造者有几人?

   时下的创作整体上虽然自由,但受各种外力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书画家应停下匆匆的脚步,多一些对自己内心的尊重。甚至不妨考虑长远点,不为流俗与功名绑架,以个体的艺术思考去契合时代,然后静待时代与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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