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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贯穿与形象的流变 ——关于高孝午和他的艺术

3已有 323 次阅读  2017-07-20 01:23


记忆的贯穿与形象的流变

——关于高孝午和他的艺术

 

 

杨卫/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福建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瞩目的文化现象,就在于他们大都走出了架上绘画的平面束缚,或用装置,或以雕塑,抑或采取影像等多媒介语言来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整体的艺术面貌,在传递出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冒险与探索精神的同时,也与别处艺术家的大体形象拉开了距离。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中,艺术家高孝午无疑是一个中坚力量,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高孝午1976年出生于福建三明,自幼在三明的乡村长大,南方乡村茂密的生态与原始的景致,孕育了高孝午的性格,使他对一切生命形态与自然事物,都充满了欣喜与好奇而福建民间极为丰富的传统艺术,如手工艺、漆艺、石雕、木雕等等,又启迪了高孝午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他日后从事艺术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可以说,高孝午的艺术思维,是自幼养成的,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当然,教育背景也很重要,是塑造他审美趣味的人文基础。高孝午出生于耕读之家,父亲能写善画,至今都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对高孝午的人格成长,起到了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而他成年后就读的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又为他进入艺术之门,奠定了造型基础,开阔了文化眼界。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主要以设计类专业为主,前身是厦门工艺美术学校,其学院坐落在美丽的鼓浪屿,历史悠久,在教学上既注重技艺的实践,同时也强调思想的启发,曾为设计界与工艺美术行业培养过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福建的不少当代艺术家也都出自该校。高孝午就读于此,一方面学习了各种造型技能,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其开放的思想氛围的影响。所以,毕业后的高孝午没有选择留在厦门找工作,而是只身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赴上海,转北京,相继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深造,以至于最后落户在京城,当了一名职业艺术家……

 

可以说,高孝午的艺术生涯,正是从他北上京城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尽管之前他也创作过不少雕塑作品,比如曾为寺院做过许多佛像等等,但那都是为日后的创作,做前期的造型铺垫。而真正回到艺术状态之中,以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进行艺术创作,还是高孝午到了北京,尤其是经过了中央美院的洗礼之后。这当然得益于北京文化环境的陶冶,同时,也源于高孝午的执著与敏感。所以,他到北京后,很快便切入到了时代潮流中,其雕塑作品也与当时的艺术流行样式一脉相承,均反映出了生活方式与时代心理的变化。比如他早期创作的一组雕塑作品,以鞠躬、微笑,以及憨态可掬的人物形象为语言特征,就跟当时的艺术潮流,有着同声共气的关联。这是高孝午的雕塑作品,很快受到业界关注的原因,当然也是他遭遇的创作困境。

 

事实上,高孝午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困境,并一直试图摆脱某些潮流的影响。所以,在创作了一系列夸张、变形和简约的人物形象之后,他又做过多种艺术尝试。比如增强作品的可爱元素与憨态形象;比如以《软暴力》为创作观念,展开另一系列作品的探索等等,就都是高孝午试图强化自己的艺术个性,与别的流行艺术样式拉开距离。然而,尽管高孝午在观念和语言上都做了多方面探索,但仍然在既定的时代风格中。这成了高孝午的苦恼,也使他一度陷于这种苦恼之中,殚精竭虑。不过,自由的天性,以及探索的意志,终就没有挡住高孝午自我超越的步伐。通过反复的试验与不断地思索,高孝午逐渐明白了功夫在画外。于是,他开始将视线从原来的视觉形象中挪开,转入日常生活,以及自我修行的宗教领域,思索一些更为深邃的人生命题。继而,他从生与死、出世与入世等矛盾关系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品《出入》。

 

《出入》是以一位禅者为题材,他静坐在螺丝钉上,螺丝钉象征了工业化的结果,以陀螺的视觉形态耸立在地面上,底部铺上沙土制成漩涡,象征了人们无法掌控而身陷在后工业时代的漩涡里……这是高孝午创作《出入》作品的视觉效果,也是他的艺术观念。其实,更重要的内容并不在这件作品本身,而在于它解放了高孝午原来背负的某些束缚,为他日后的创作打开了诸多的可能性。正如在《出入》作品中,高孝午将禅者置于泥沙俱下的漩涡中,刻意营造其镇定自若的袖态一样。如此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面对现实,正是高孝午投身信仰之后获得的自在。可以说,宗教信仰启发了高孝午心中的博爱,也赋予了他思想的自由。于是,那些被现实长久遮蔽的美好记忆,如儿时在乡村与大自然亲近,利用自然材料徒手制作各种玩具等等,诸如此类的成长经验,犹如潮水般涌入,不仅丰富了高孝午的艺术思维,也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向自我文化记忆的大门。由此,在出与进之间,高孝午通过记忆的穿透,将日常事物关联起来,从中捕捉到了无数生动有趣、活泼可爱的视觉形象,并最终催生出了个性更为鲜明的《再生》系列作品的问世。

 

毫无疑问,《再生》系列作品的出现,是高孝午的艺术创作走向了另一个新的阶段。与其过去的艺术作品不同的是,《再生》系列不仅与高孝午的成长经验关联起来,以某种平常人的心态,以及回归于自然的文化命题,补充了当代都市化叙事的某些缺失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语言创新,丰富了当代艺术的语汇,也为当代雕塑的视觉拓展,带来了活力与生机。这就像高孝午在这批《再生》系列作品中,喜欢把自然界的动植物,其相生相息的生长背景,比如青蛙与水珠、鹿角与树枝、蝴蝶与藤蔓,以及鱼与水草、翅膀与叶脉等等之间的依存关系,巧妙地粘合起来加以重新塑造、不断延展一样。如此巧夺天工般的架接与置换、组合与融汇,一方面运用了后现代的造型手段,另一方面取法于民间艺术的夸张与变异,由此呈现出诸多别开生面的视觉新形象,既夸诞又不失真实,既幽默又不乏严肃,让人熟路轻辙之间,却又耳目一新……

 

自此,高孝午在艺术创作中的个人面貌,得以更加清晰和完整。那就是他用当代性的语言材料,诸如不锈钢、玻璃钢,以及影像等等,捕捉和挖掘了一些原始的自然生态,并运用多种综合手段,将神秘的东方美学与当代人的审美想象结合起来,不仅创造性地恢复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为今天的当代生活,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创造了诸多意外与惊奇。而这,正是高孝午越出某种地域概念,立足于当代艺坛的原因。即在更大的文化与社会关系中,高孝午用自己的艺术探索与语言创新,演绎出了一个个传统与当代、自然与异化之间的思想主题。

 

201776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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