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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看上去很美

已有 1898 次阅读  2012-03-09 19:26

噩梦:看上去很美

                 ——专访李占洋

 

看上去很美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噩梦”这个题材的?为什么?

答:关于这个题材已经考虑很久了,这个展览是去年10月份开始定下来要做的,时间很仓促。一直以来,我做作品的最基本原则是要贴近自己的内心,内心的真实表达。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被我女儿的学习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几乎把我们家庭的整个生活都给占据了。因为她比较淘气,不太受学校的高分重压约束,经常会成班里的后进生,老师几乎每天都告状,搞得我夫人很紧张,每天找各种办法让她完成作业。孩子白天要去学校上课,晚上还要被送到写作业公司去写作业,压力非常大,经常莫名其妙地怪叫。尽管这样学习成绩还是经常不好。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孩子同学家长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是每天的日常,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做个作品表达这个。

我从我女儿的具体形象出发,在黑色的背景下,她被井一样的试卷、课本围绕着,向上看,太阳充满了利刃,像冰刀一样,书包也是噼里啪啦地从天空中落下来,就像一场噩梦一样。可以说,中国的发展需要这种突飞猛进的压力,你很难说这种压力是对是错,但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影响、负担。

 

问:试卷和书包这些现成品是怎么搜集来的?

答:一般情况下,学校对这种试卷什么的控制都很严格,如我女儿的学校,需要保留很久才能销毁,或者处理掉。我去年在渝东南酉阳龙潭土家族中学支教了半年,从那搜集了一些书包和试卷。此外,我在江西有学生,他也帮我从家乡搜集了些。这些书和试卷一共有三吨多,作为我艺术表现的一种材料,比较贴近我的主题。

 

问:为什么会去支教?能讲讲你支教的具体情况吗?

答:其实大学里一直有这方面的任务,即以城市带动乡村教育的活动,过去也都有。现在到了商品社会了,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了。我去的是一所乡镇中学,去了之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太要命了,要么像城里孩子那样被使劲重压,要么像基层孩子这样什么知识营养都没有。以我支教龙潭地区为例,那个地方很闭塞,整个镇子上只有一家卖有少量图书的商店,连个信封都买不到。学校里年轻老师都不安心,因为工资只有一千五左右,上点岁数的倒是安心在这一辈子了,但他们在教研室里大多讨论的问题是奖金和加薪等关于钱的问题。而且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家长大多到城市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看看,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准很低,只能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对教育更是放任自流。这里(酉阳龙潭土家族渤海中学)的孩子们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知识来源。我也是从最底层,农村孩子成长起来的,对此我有切身体会。但让我吃惊的是没想到30多年过去了,底层的教育依然是这样。

政府政策上的事我搞不明白,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不均衡,也许我们省下几顿饭少喝两顿酒就能帮他们建个操场,修个图书馆,可是事实上没有太多人关心这事,很多明星的捐款,募捐希望小学都是出于有利于他们的公众形象,而中国体制内的财政不透明很多时候导致你的捐款不能准确作用你所支持的事情,所以,我更愿意亲自做些事。于是我就发动北京、重庆的朋友做一些对他们比较切实际的事,我们一共为他们搜集了2400多本画册,给他们做了一个图书室。之后,我也会陆续地做这件事,因为这对这些孩子来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至少会打开一个窗口。

 

问:你的“噩梦”还包括一组由红领巾组成的方阵,它看上去更理性、规整。

答:对孩子来讲,评判他们等级的标准就是红领巾,红领巾象征着学习的等级。人总是分等级的,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谁学习成绩不好,谁就得不到红领巾。我的孩子到了三年级才得到红领巾。红领巾象征着一种体制,以它来划分学生等级的行为,我觉得是一场噩梦。

以前张元拍了部电影,叫《看上去很美》,里面有一系列的集体化行为,包括给孩子剪头发,洗屁股,看起来是在爱护孩子,实际上它的细枝末节里充满了对孩子们的伤害。红领巾和电影里的小红花一样,充满了限制、抑制和规定性的东西,它们成为一种工具,试图去掉每一个人的个性,让每个人都秩序化,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对一个成人来讲,都已经受不了,更别提孩子了,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一种伤害。红领巾、方阵,还有少先队的队歌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井然有序,看上去非常完美,但是我觉得背后充满了问题。   

 

场景更容易跟人的内心对应起来

 

问:你似乎对场景一直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有哪些场景比较容易触动你?

答:场景表面上看着很虚幻,有时甚至有剧场的效果,它会营造出一种“境”,会跟人的内心想象更直接对应起来。实际上我挺在乎这一点的。比如我做《租——收租院》就是缘于我参加麦勒画廊的一个酒会,就会就是在我们所在的空间进行的,我来那时还早,客人们还没进入现在这个空间,都在外面聊天,我一个人走进这个展厅里,空间的那种冷峻关系,就一下子刺激我回到了第一次去看《收租院》的时候。记得那天也是一个阴天,一百多个雕塑形象很好地被组织在一起,放在大邑县刘文彩过去庄园的一个巨大的天井下,既冷峻又感人。对我来讲,场景能承载更多的信息,《收租院》,它不仅是在讲一个故事,还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独有的信仰,信仰产生力量,而这才是最感染我的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婴儿一样,他不知道想吃什么,不知道吃多少才算吃好,但是他知道饿,他会大哭,一旦吃上了对劲的东西,哭声立刻戛然而止。我在选择做什么样的场景时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像咱们现在的采访,搞对象看电影、考大学试场等都是活灵活现的场景,很多场景大家都觉得值得做而我为什么没有做出来呢?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毛主席的诗词气吞山河,可关于开国大典的却一首也没有。我选择的最主要是选择那些跟我的生活或潜意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场景,我更强调直接性,我所表现的那些场景更多地是从直接经验中得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我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好了。

 

问:其实,对场景的再现就像是写小说一样,听说您以前还写过小说。

答:也不能称之为小说,瞎写,喜欢写。很多时候生活就像戏剧一样,好的小说,话剧、电影的特定场景,是能够让人回到过去的某一刻,引起共鸣的。

我原来在地方城市生活,像众星捧月的小仙儿一样,日子滋润,可到了北京后,突然面临大江大河,一下子就懵了。北京的视野辽阔,人们的冷漠,功利,等级的区分使我感觉我来到一片汪洋大海,刚来又赶上经济危机,就在我四面楚歌的时候,又丢了八万块钱。我报警后,警察审了我。审我的那个哥们特逗,他是基督徒,很负责任,他认为我的灵魂有问题,要不然这些不详的事情怎么会总落我头上。再加上那段时间我妈又去世,感觉什么倒霉的事都往我身上堆,莫名其妙。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没想到那八万块钱又莫名其妙地回来了,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整个过程真的像是戏剧一样,但我觉得人生就是挺荒诞的,后来我把它写成小说剧本。

 

我不太懂当代艺术

 

问:很多人都觉得你的作品很“草根”,对精英文化和审美有一种疏离感,比如当别人都在玩观念艺术的时候,你一直坚持着浮雕,着色的形式,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我一直挺传统的。事实上我不太懂当代艺术,虽然我也比较喜欢看。

 

问: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展览跟以往相比,有很大的突破,你怎么看?

答:这话说得比较无耻,别人可以这样说,但我不能,因为我知道它的份量。决定做这个展览的时间太短了,没办法的办法,只能用大量的实物做装置。其实,在做《租——收租院》的时候,我的理想一直是做写实雕塑的。连一个桌椅板凳箩筐都是雕塑。而这次几乎全是实物了,拿实物摆一摆造个气氛多简单啊。因为没时间做了,只能这样。但我觉得我关注的主题还可以,从我个人切肤之痛出发,也是社会的大问题,但作品本身就不要用“突破”来形容吧。整体来讲,展览的气氛还不错,主要是灯光打得好,我老板乌斯。麦勒,打的,他是最好的灯光师,他可以把很一般的东西照得很好看。

 

问:如果这次时间充裕的话,你还会用写实雕塑这种形式吗?

答:也许,我也说不好。因为任何路都是试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什么叫观念,也挺怀疑观念艺术这件事的,我做作品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理性分析,更本能一些,只要符合我的内心我就做。其实,我比较羞于用装置这个词,也不懂什么叫装置。以后会不会再用这种形式我也说不好,边走边看。

 

问:从2010年“中国病人”个展到现在的“噩梦”,整体感觉你到北京以后,作品转变还是很大的,越来越抽象隐晦了。

答:对,肯定跟我来了北京有关系。自从做了“中国病人”之后,我好像真成了“中国病人”,一直比较消沉。我觉得自己特别地渺小,以至于跟这个庞大的世界是不对接的。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太大了,你可以在游泳池里乘风破浪,在大海里能吗?都快被淹死了。人的周围总是面临着很多面墙,打破了这面墙后,前面还有一面。此外,总是会有很多种不稳定的因素会影响你,就像电压不稳的灯泡一样,忽明忽暗,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如果说我以前的作品地域特征明显的话,那到北京后我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艺术表达上很难靠岸,我的创作也受这种状态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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