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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尚爱松先生

已有 918 次阅读  2016-05-27 23:46

尚爱松先生简介

尚爱松(19182006),原中央工艺美院艺术史论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史家,诗人。

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1937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同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旋即随校西迁。1941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重庆私立清华中学。1942年,供职于南迁昆明的国立北平研究院。1947年,回到北平。1949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学组助理研究员。

1956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讲授中国美术史、中国古典文学。19615月,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美术史、中国古籍举要等课程。1983年,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聘为特约编审,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画部分拟定辞目165条,亲撰123条。1988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退休,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特约编审、《诗书画》编委,发表《张萱及其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杂考》等学论文、书法作品及旧体诗。20045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家”称号。2006528日,在北京谢世,享年88岁。

20113月,《尚爱松文集》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前些天,我跟学生们探讨中国美术史治学相关问题,谈及19989月尚爱松先生对我的“棒喝”--“不懂诗书画,研究中国美术史,免谈!”多数学生疑惑地问:“谁是尚爱松?”这促使我在家中的书架上找到《尚爱松文集》,选出《张萱及其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杂考》,让他们当做范文阅读。过后又在讨论课上请一位同学朗读尚刚老师为文集所做的跋中的最后两段话,让各位不要忘记尚爱松先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大家,是文史哲兼修的学者、诗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写的人”。(此文将发表于《装饰》杂志)

尚先生虽满腹经纶,但著述严谨,笔不妄下。因此,著述较少,鲜为后辈所知。为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特选取尚先生已发表的《试为<红楼梦><姽婳将军词>进一解》《困学斋笔记二则》两篇文章供读者品鉴,以纪念尚先生。

         ——吴明娣  原中央工艺美术史系85级本科生、89级硕士生,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

                                              2016527


第一篇  试为《红楼梦》中《姽婳将军词》进一解

此诗见《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咏的是林四娘为山东青州恒五复仇杀敌致死的故事。贾政序述之后,贾兰、贾环、贾宝玉相继有作,对林四娘可谓再三咏赞。研究者根据字面表现,几均认为这是反对农民起义军的诗篇,是研究《红楼梦》的反面材料。只有聂石樵先生在196261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林四娘的艺术处理》一文,对此持有异议,指出蒲松龄等笔下的林四娘“表现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对曹雪芹笔下的林四娘,则未下断语,以为曹雪芹可能“误认为是与农民军作战而死的,也可能是为清朝讳”。我自幼即喜读《红楼梦》,二三十年来一直认为这三首诗就是曹雪芹对明末清初民族女英雄唱的赞歌。1964年初夏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授课时讲述过,现在(1975)受到聂文的启发,更进一步撰文申述此意。理由有五:

一、关于恒王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得要弄清楚恒王是与谁作战而死,林四娘的故事才能有所依附。根据史料,知明末清初山东衡王是与满清侵略军作战而不是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聂文引《罪惟录》云云,知他是与清军作战“发帑守城”;聂文又引《清世祖实录》与《明清史料丙编》云云,知在清军人关后青州当地的农民起义军曾“要立衡王登基”,即借用他的名义来反对清王朝。聂先生引的这几段史料很有说服力。曹雪芹既采用青州衡王、林四娘之事为题材,当不至于不知道衡王是与谁作战。为了证成此说,关于青州衡王之事,现在还可以引出几项史料,进一步证明衡王系与清军作战事之可信。

(一)据李文治学长《晚明民变》214页至215页,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山东各地劳动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山东可谓传檄而定,没有打过仗。李自成大顺政权对山东各地派出各级文武官员,如将军郭升驻济南,德州防御使是阎杰,济宁防御使是张问行,青州派去的防御使是王道成。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衡王与农民军作战的史料。(二)又据吴鼐《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知李自成的部队西退后,农民军在山东所设立的行政机构便受到当地地主武装与清朝军队的很大的破坏,任职官员多被杀戮。南明弘光小朝廷又不给予支援,山东遂成为“空虚瓯脱之地”,备受蹂躏。但是农民军并没有屈服,又据《清史稿》列传廿四、廿六《清世祖实录》十一、十三,知在顺治元年甲申十月之前,有赵应元者,即是李自成留在青州的旗鼓将。他首先起兵杀死了清朝派在山东的地方的最高级官吏招抚使王鳌永;接着农民张舆、张广等又在高密,潍县等地起义,张舆奉着衡王与赵应元联合起兵,张广由登州攻克莱州,声势非常壮大。同时,在山东西南部农民张七、任七等也在梁山泊起义“聚众百万”,也奉着明朝宗室为号召,与张、赵为桴鼓之应。可见衡王等不只未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且曾被农民起义军推出,借用他们的名义,对清军作战。至于衡王的结局呢?《罪惟录》说他“不知所终”。王渔洋《池北偶谈•林四娘》文中说他“国破遂北去”。《明史•衡王本传》不载其所终。王渔洋家近青州,又长期住在北京,所言当较可信,即大约是被清军俘获而去,故《清世祖顺治实录》十,方有“衡王府则物,勿附骚扰;衡王曾否与赵应元同谋,应行详察”的宣谕。这个衡王既有“发帑守城”与农民军联合反清的行动,“北去”后又受到清廷的严格审查,所以才能引起一些有江山故国之思的人们,尤其是他的小同乡王渔洋、蒲松龄及与青州关系密切的人如林云铭等,对他的怀念。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故藩址》条下叹息衡府木石移建济南抚署,使“衡藩故宫”,“鞠为茂草”;《林四娘》条下亦感伤衡府“今宫殿荒芜”。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林四娘》中,林云铭在《林四娘记》中亦有此意。只是他们不敢谈及衡王与清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而已。(三)从顾炎武的《过衡王府》诗句中还可以寻探出一点消息,诗云:“失国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门今有叹,流涕一相逢。”他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见《左传》、《史记》、《说苑》诸书。其意是哀念衡王失败,不像战国齐湣王似的,因昏庸而逃奔苔县;也不像春秋太叔段似的,争国失败后尚有共城可居。凭吊者今过衡王旧邸,很像雍门周音乐大师似的,抚弦动曲,大兴“失国亡王”之思。值得注意的是,他这几句诗的感情,表达得非常委婉曲折,不敢明自指出是谁使得衡王“失国亡王”。如果是农民起义军所为,他不会不明白指出。因为他既痛念明朝之亡,也痛恨农民起义军之乱,在他的诗文如《朱子斗诗序》、《大汉行赠潘节士柽章》、《羌胡引》等作品中可谓屡见不鲜,均直指农民起义军为“贼”,为“流贼”。顾亭林在《过衡王府》诗中如此表达、便是因为深知衡王国亡邑破于清朝统治者之手,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顾曾因文字之祸,系济南狱)。有此数证,衡王究系与谁作战致败,当更明确可知。

再则,根据有关史料,衡王与清军作战尚不只此一次。据《清史稿》本纪清太宗崇德八年癸未,即在清军占领北京的前一年,曾派饶余贝勒阿巴泰率领大军入关,蹂躏山东与江苏北部等广大地区,“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朱衣佩及乐陵等五郡王,并宗室文武凡千余员,俘获人民、牲畜、金币以数十万计”。昭琏《啸亭杂录》又说:“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殉节。”知此次出兵南至江苏北部,东至山东青州,故衡王在顺治元年甲申的前一年清太宗崇德八年癸未,亦可能与清军打过仗。贾宝玉的《姽婳诗》中有“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王率天兵思剿火,一战再战不成功”诸句。“流寇”当是虚拟之词,“一战再战”,可能便是实指,指的就是癸未、甲申两年之间衡王有两度与清军作战之事。

又李自成从在襄阳建立政权后,对如何瓦解敌人,便很讲策略。据《明史纪事本末》十二所载,知曾封崇王为襄阳伯,邵陵王、保宁王、绍王、肃宁王投降后亦封伯爵。攻破西安后,对极为贪酷、残害故乡二百余年之秦王,不只没有杀头,反授予高官“权将军”,与大将刘宗敏同级。破山西时,亦未杀晋王和代王。破北京后,据王永章《甲申日记》知更未杀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且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宅公。虽史缺有间,却可依此推想,农民军后来占领山东时,当不会伤及衡王。所以数月之后,赵应元、张舆、张广等才能“扶衡王登基”。曹雪芹博学多闻,衡王事迹,书史传闻俱在,他既选用青州衡王之事作为歌咏的题材,当不会不知道衡王是与谁作战致败。他的胆量也真大,用的还是青州旧地,咏的还是衡王、林四娘其人,只将衡王的“衡”字改为谐音字“恒”字。在康雍乾三朝——乾隆朝更甚——文字狱迭起的恐怖气氛中,竟敢如此。敦诚赠他的著名诗句“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当是有据而云然。雪芹诗胆,于此可见。

二、关于林四娘

览上所陈,也就解决了林四娘是对谁作战而死的问题。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曹雪芹不是率由旧章,而是在王渔洋、蒲松龄等人文章的基础上更成功地塑造出林四娘的民族英雄形象。这是一大飞跃。按林四娘的故事,见于林云铭的《损斋焚余》,张山来将它收人所编《虞初新志》中;也见于王渔洋的《池北偶谈》、陈其年的《妇人集》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陈的名气很大;张、蒲之书,传布甚广,他们所作所编当为世所习知。这四文的共同点大抵是:一、林四娘与衡王关系密切,三文说她是衡府宫嫔,林文未明,但亦出现于衡府,二、林四娘美丽好武,绒服、佩剑,只蒲文所述略异;三、林四娘死后仍有江山故国之思,即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这四文的共同缺点大抵是:一、迷信色彩较浓,林四娘是鬼魂出现,有妖法且最后又皈依佛教;二、林四娘死因不一,独未提及系与敌战斗而死;三、略有色情描写。四文以蒲松龄写的较好。但仍有以上所举缺点,曹雪芹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她不再带有神佛鬼怪等迷信色彩,不再杂以色情描写,不再写死后,而大写生前,将低徊沉绵的江山故国之思,改换为慷慨激烈的英勇杀敌行动,所以说这是一大飞跃。这种识见与魄力,很令人敬佩,无怪他在七十八回也自赞这“最是千古佳谈,风流、隽逸、忠义、感慨,八字兼备”。

由于曹雪芹成功的创造了这个女英雄的形象,又因林、王、陈、蒲四文将林四娘的原籍写为福建与金陵,于是后来便有人将林四娘与南明抗清民族女英雄联系起来,如民国初年李孟符在所著《春冰室野乘》中云:

宁藩下永宁王世子妃彭氏……生有国色……而晓勇多智,力敌万夫。江西破,永宁父子皆殉国……妃乃入闽……聚众数千,克宁化、归化等十余县,清兵极畏之。顺治五年……被执不屈……纹杀于汀州。见施鸿保所著《闽杂记》中,颇疑《红楼梦》所记姽婳将军事,即指彭。

这位彭妃的英雄形象,可能对曹雪芹有所启发。又余怀《板桥杂记》载秦淮名妓葛嫩娘嫁给民族英雄孙克咸,南京败后,“间道人闽,()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不从,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又据《故宫史料旬刊》廿七至廿九期载乾隆十三年即当曹雪芹三十余岁时,朱小娘在福建建宁起义,声势浩大,朝廷为之震惊。像这一些女英雄的作为,对曹雪芹创作四娘的形象时,当亦可能有所启发。

三、曹雪芹的反潮流精神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笼络人心,倡言得天下于农民起义军之手,打败农民起义军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于是礼葬了崇祯皇帝,发布了保护明陵的命令,表扬了一些因反对农民起义军而死的群臣,对于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的女子如秦良玉、沈云英、刘氏(宁武关总兵周遇吉之妻)等也进行了表扬。许多文人学者对清灭明虽表示不满,甚至痛恨,经常流露出江山故国之思,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军则是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如清初吴梅村写作《雁门尚书行》诗,由悼念孙传庭到赞扬孙的夫人张氏。又如毛奇龄既为沈云英写过墓志铭,又为沈云英作过传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其所作的《虎口余生》戏曲中有《别母》一出,赞美周遇吉的母亲和妻子;著名的《刺虎》一出,更是赞美刺杀农民起义军大将的费宫峨。陈其年在《妇人集》中对费宫娥也甚加赞美。彭孙通写过《周夫人庙碑》,李焕章写过《周夫人传》,均赞扬她如何在周遇吉死后继续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到了乾隆朝,事逾百年,戏曲家董恒岩写的《芝龛记》传奇,还在赞扬秦良玉、沈云英之“奇节’;声名很高的诗人袁枚其代表作之一,便是七言长篇《费宫娥刺虎歌》。以上所举,都是清朝建立后百余年来的赫赫名人名作,曹雪芹为什么和他们如此不同呢?为什么在尊重奇女子的《红楼梦》中不提她们的名字呢?既顺时尚,又承家学,他很可以写成一篇或数篇对这些奇女子的赞歌。如怕重复,他还可以写几篇北京城破、皇帝溢死煤山后,带领数百宫女投河自杀的魏宫人赞歌以及史书所见的其他许多死于农民起义之变的妇女赞歌。他没有这样做。他极为佩服他的祖父曹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他却又独出心裁,这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看来只能得到一个解释,即曹雪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清朝统治者以及一些著名文人学者有别。所以才故意绕着弯、变着法在林、王、陈、蒲诸人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造,且更通过贾政、贾宝玉、贾兰、贾环和众幕宾对林四娘大加咏叹。

虽然曹雪芹还是有顾虑的,他既将“衡王’,改为“恒王”,又在字面上将恒王与林四娘写成俱死于农民军之手,又托于贾政之口将明末清初发生的事改为“难可稽考之前代”,更托于众幕宾之口歌颂“本朝表扬前朝忠义,系千古未有之旷典” 等等,乃是蒙在上面的一层轻纱薄雾,故意闪烁其词,冀免文字之祸。如果真的出了事,他还可以自我辩解说:“我写的本来就是姽婳(鬼话)。”

四、从《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思想发展情况来探索

曹雪芹是不是具有反满意识呢?这是老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在清末反满高潮中,有许多人将《红楼梦》词视为反满之作,这种看法当然失之过拘。经过长期探讨,已多认为《红楼梦》中亦不是不包含反满的因素在内。不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清王朝所提倡的,为什么他几乎都要反对呢?他的这个百年旺盛之族到他撰写《红楼梦》时,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已彻底败落了;他住在北京西郊,过着卖画食粥比较贫困的生活,对清王朝的看法当不会没有改变;他虽隶旗籍,仍是汉人,在当时民族压迫的极为残酷的特定时代里,对开国之初的军事恐怖政策,对其后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对雍正的大抄家当不会不感到愤慨。从《红楼梦》第一回中,我们便读到通过甄士隐之口唱出的“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歌词。这几句,初读起来似乎觉得与上面文意不甚衔接。再琢磨一下,即可了解这是对他祖宗以来累世为满清王朝出力卖命,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的怨愤之词。在四十九回、六十三回人所习知的“骚鞑子”、“野驴子”,又岂不是当时汉人对满蒙统治者的轻蔑和仇视的称谓。还有,在乾隆朝将《说岳全传》列为禁书之时,他却在七十七回中将岳飞与孔子、诸葛亮等量齐观,说:“就像孔子庙前之桧,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这又怎样解释呢?有悔恨当初到斥骂异类,由公开宣布崇敬岳武穆到隐晦曲折地歌颂林四娘,这就是曹雪芹对清王朝认识的思想发展历程。

他付出全部心力撰写《红楼梦》,愈写对问题的看法愈深刻,愈写感情愈激烈,在安排荣宁二府风波迭起与大观园查抄、晴雯冤死的情节之后,大悲剧行将到来之前,写出《姽婳将军祠》和《芙蓉女儿诔》几篇诗赋、骈文作品,提出对民族矛盾、政治斗争、家庭纠纷、伦常道德,以致天命鬼神等问题的总看法,有的甚至对它展开批判,说出《红楼梦》正文没有说出或不敢说出的话,可以说不是没有深意的。从思想发展情况上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他的正义感很强,思想水平很高,对清王朝极为不满,当然,这还不能说他赞成推翻清王朝,赞成农民起义。

五、从脂砚斋、沈德潜与敦敏敦诚兄弟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来参证

脂砚斋是最了解曹雪芹的,在贾政序述“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下批语云:

妙!赤眉、黄巾两时之贼,今合二为一,盖云不过是此等众类,非特历历指名某赤某黄。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

这个批语很里要,指出曹瞥芹故意将两个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军——西汉未的赤眉、东汉末的黄巾——胡乱牵扯在一起,是为了蒙骗人。这和《红楼梦》全书意旨一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而深意自有所在。所以才大声叫:“妙!”其实,前述与衡主合兵抗清的赵应元、张广等也正是李自成的“余党”,如果真是指的李自成的“流贼余党”攻打青州,“抢掠山左”,曹雪芹和脂砚斋有什么顾忌不敢明白说出,却要胡乱牵扯“混人”、骗人。芹、脂的态度既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要为“赤眉黄巾、流贼余党”与诗中的“流寇”等表面上的文字烟雾所迷惑。

沈德潜做过礼部尚书、太子太傅等大官,在曹雪芹去世前三四年,他已将近九十岁了,曾因进呈所选《清诗别裁》获谴。据昭琏《啸亭杂录》卷三所载,知当时幸亏没有发规毕著的问题,如被发现,必判重刑。这件事是这样的:沈德潜在《清诗别裁》中选了毕著的诗,并在毕著名下加了不少注言,毕诗与沈注中用了不少“贼”和“流贼”字眼。毕著为抢回父尸与“贼”作战,作战地点在河北蓟县,据昭琏考证,“清太宗崇德癸未饶余亲王伐明自蓟州入边,其父战死”,即在明亡前一年毕著是与清军作战,不是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且农民军在这一年中并未在蓟州打过仗。因此,这些诗与注中所用的许多“贼”和“流贼”骂的是清朝侵略军。所以说当时如被查出,沈德潜必罹重刑。问题是沈德潜是无意致此吗?不是的。现在再细绎沈氏注文,又参考了一点有关史料,才知道毕著后来嫁到昆山,与沈德潜的故乡苏州距离很近。毕年长沈约三四十岁,沈的兄长沈来远与毕家有往来,且曾收存过毕的诗稿。那么,沈德潜对毕著的生平当不会不了解,他却故弄狡猾说毕著这个奇女子是和农民起义军作战,真不能不说他是别有用心。此外,几十年来乾隆皇帝对他很好,他却推崇钱谦益居《清诗别裁》之首,为“诗词悖逆”之徐述夔作传。春秋大义,夷夏之辨如此深人人心。沈德潜如此,何况曹雪芹!沈德潜能故装糊涂表扬毕著,曹雪芹为什么不能故弄玄虚歌颂林四娘呢?

至于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之后,是清朝宗室,“天满贵胃”,因其高祖英亲王得罪自杀,家世沉沦,几近百年,到乾隆朝始稍受优待。他们是牢骚满腹,在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七八首怀念和赞扬抗金、抗元、抗清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与爱国诗人陆游的诗文。他们尚且如此,那么,曹雪芹在这文字狱屡兴的恐怖时代变着花样来歌颂清初反满的民族女英雄林四娘,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见如此,未必正确,敬请读者批评教正。

附记:拙文作于1975年,约近万字,未曾发表。现在略事删削,发表于此。1999612日。

原载《诗书画》,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世纪》杂志社(增刊)199929-49


第二篇   困学斋笔记二则


一、关于吴道子《释迦降生图卷(传)》的订名与制作年代问题   

 

吴道子在唐代张彦远即誉之为画圣;宋苏轼亦云:“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现代论画之家或更称之为“百代画圣“。今其画迹能明指者,似只有流传至日本《释迦降生图》一卷。为慎重计,现代美术史家于图卷之后均加一(传)字,用意甚善。但此图之内容究竟如何?与吴道子之关系究竟如何?不佞少见寡闻,不知至今有何研究成果,兹试略加解释如下,深望高明不吝赐教。   

此图卷后有宋李公麟所书《瑞应经》云:“净饭王严驾抱太子谒大自在天神庙时,诸神像悉起礼拜太子足。父王惊叹曰:‘我子于天神中更尊胜,宜字天中天。’”此经文所指即系净饭王怀抱太子,神怪惊见伏地跪拜之一段。然其他数段,则不知诸神与释迦入庙时有何联系。按“大自在天”即“湿婆”。湿婆乃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苦行之神,舞蹈之神。与梵天、毗湿奴并称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三大主神。此跪地拜佛之神怪形象、服饰与所持器物,传入我国后,当有所改变。但其他三段,则甚不可解。或则安坐石上不动,或则安坐几上侧身旁视,或则骑龙执缰怒目而来,似均未有礼拜释迦虔敬之态。拙见以为安坐石上者当系不动明王,上现毘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近身有龙、虎、狮、象四兽喷火,左右有天女神将列侍。侧坐旁视者根据敦煌唐《十王经图卷》与元压胜钱当系地狱变相阎罗王及其侍从(或为坐神及其侍者)。骑龙者当为佛教绘画中之某一片段。凡此数段诸神,均可从《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与《酉阳杂俎》等书中查到吴画之根据一一一即某庙宇中之壁画。故此图宜先订名为《吴道子绘画集锦》。

据书画史籍所载,魏晋南北朝以后,历代名迹,均有摹制之作。忆1956年友人李斛先生见告:“徐悲鸿先生生前对吴道子此图评价不是太高。”又忆1957年友人王逊先生见告:“此图方之敦煌壁画甚多中国气派,应当受到重视。”三十余年以还,亡友言犹在耳。拙见以为,此图神像人物衣纹既常现方折,不全是吴道子笔势之圆转;又明王所坐之巨石,已由有笔无墨发展至有皴法、勾染,览此可知当非吴道子之真迹无疑。但据《清河书画舫》所载,此图曾经五代南唐“曹仲玄拜阅”。关于曹仲玄,《五代名画补遗》称其“少学吴生……能夺吴生意思,时人器之”。故仲玄此题,似非伪作。又考《圣朝名画评》王罐条云:“吴生画天女颈领粗促,行步跛侧;又树石浅近,不能相称。”试观此图,似皆有此不足之处。尤以诸神与天女以至龙神之右腿较短,均最为明显。因此,拙见以为此图当系晚唐至五代时期之摹本。谓系吴道子真迹,固然不妥,但研究吴道子者,实亦不能离开此图。

又,1985年冬偕黄苗子先生等赴河北曲阳,主要参观北岳庙吴道子画鬼,途中不佞曾云此图应订名为唐末至五代摹《吴道子释迦降生、明王变相图卷等集锦》,初得黄先生认可,谨附记于此,以俟深考。

 

二、关于王羲之《兰亭集序》之我见

 

19655月,郭沫若先生发表文章,力主王羲之《兰亭集序》从文到字,均系伪作。不久,即遭到高二适先生的反驳,一时学术界为之哗然。但大多数均赞成郭说,只有商承祚、章士钊先生赞成高说。但自1965年迄今,尤其是1977年后,已有约二十篇论文继续论辩此事,其中绝大多数均不赞同郭说。我从1965年迄今均不赞成郭说,虽未发表文章,但从1973年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课,在山东、河南等省讲学,听众不下千人,想已产生了一点影响。今写出此文,反对郭说,力求论点不与人同,但因所见不广,有关文章多未读到,如有论点相近之处,亦非有意掠美,敬请鉴谅。

拙见不同于郭老者计有数事:

一、以文字发展与书法艺术论:东晋之时可谓篆、隶、真、行、章草、今草六体俱行,王羲之尤精于真、行、草(今草更精),故南朝以至隋唐评论之家大抵皆以羲之真、行、草,列为高品。对其行书,尤称赞不置。唐摹王氏一门书翰,最为逼真原作,其中義之之子徽之与献之之行、楷其来有自,当甚近且更新于羲之,郭老为何不道及此帖?依郭老之说,即等于将吾国行、楷、草之书体与书法推迟约二百年之久。

二、以文章之风格与结构论:《兰亭集序》全文信如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所言:“魏晋骈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色彩淡而兼有华采,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所作文章,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所录王氏诸文与《兰亭集序》都是体兼骈散,风格一致。如果郭老所说的少掉167字,那还成什么好文章?且中国历代著名文章的结构,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诸葛亮《出师表》、曹丕《典论论文》、庾信《哀江南赋序》、王勃《滕王阁序》、苏轼《前赤壁赋》等,以至于著名的诗、词之作,大抵皆系前叙事写景,.后言志抒情。王羲之此文,当亦如是。或问如此佳作,《昭明文选》为何不选?《世说新语》注为何减字?实则《昭明文选》选文之宗旨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此文系醉后挥毫,事乖“沉思”,文颇质直,亦非“翰藻”。况文中更有“天朗气清”,春写秋景之句。至于刘孝标注不引《兰亭集序》全文,实因刘注《世说新语》经常削减所引文字,圣经贤传亦在所不免,何况羲之此文(高二适先生惜未引此,故未能说服郭老)。

三、以写作年代论:此文作于永和九年,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史称:“永和八、九年东土连年饥荒,且北伐连遭丧败。”王氏祖籍在北方,史又称:“时中原丧乱,燕赵魏相互攻伐”,又“八年五月邺中人相食”。还有,王之姨母和恩师卫夫人卒于永和五年,好友庾翼卒于永和九年,他所钟爱的孙女新月亦死于此年。王羲之是一位极为爱国、敬祖、爱民、重友谊、慈爱子孙的人,此年此时,他触物兴哀,心情如何能够舒畅?

四、从思想信仰与对待生死问题论:王氏思想信仰较为复杂,文中“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数语,形容东晋时名士的思想与行为最为贴切,览《世说新语》可知。对待生与死的问题,在我国思想史上大约可分四派:一为儒家的看法,是肯定生,轻视死。如“未知生,焉知死”,“天地之大德曰生"等。二为道家的看法,是轻视、等视生死。如“齐万物而一死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等。三是佛家的看法,认为生与苦俱应修习悟解,超脱生死。四是道教的看法,信徒们希望长生不老,可谓贪生怕死,故服药画符。王羲之家世奉五斗米道,对生死问题,甚为重视,《兰亭集序》文中所言:“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悲夫!”(魏代较重视《老子》,晋代较重视《庄子》。)这些正是合乎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思想!何况,写作《兰亭集序》之时,他又正有前述很多的家国之痛呢!

有此四证,大约即可说明《兰亭集序》的文章与书法均系出于王羲之之手,遗憾的是,他的这件真迹久已无存了。今之所存者均系摹本或石刻本。拙见以为现存诸本,神龙本得其形似,定武本得其气骨,相传虞、褚所摹得其风神,今天我们若能从前举诸本细心找出其共同点,那么,王羲之《兰亭集序》之真实面目,大约即可不是无迹可寻。

又自宋元以来,评书之家几皆认为《兰亭集序》为羲之“行书第一”。实则,史称“羲之迹,暮年方妙”。王49岁书《兰亭集序》,59岁去世,其间十年,王氏书法当不断精进创新。“第一”之说,恐非的论,后当另行撰文论之。

原载《〈诗书画〉丛刊》(第二辑),中央文史研究馆编,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18-21

 

1982年,于河北临城探察邢窑 (采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官网)

中央大学毕业照,1941年摄于重庆 (采自《尚爱松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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