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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谋求融合的西安当代艺术

已有 2475 次阅读  2010-04-16 10:31   标签西安  地缘  政治  艺术 

    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谋求融合的西安当代艺术

    ——2009年西安当代艺术邹议

 

                                                                    佟玉洁

 

边缘就是中心

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活跃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区域性的艺术面貌模式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在中国流行艺术中的政治波谱效应、卡通艺术效应等等能够辨认出一个城市的艺术家的群体,去发现一个艺术群体的艺术趣味与文化趣味。在这种趣味大串联中产生的文化趋同心理,使艺术面貌的个性化的语言丧失殆尽。一个艺术群体一旦成熟,就是一个艺术本身的消失。相反,地缘政治相对不活跃的地方,边缘性文化里还保留了一种艺术个体追求的宗教般的情感。同时也潜伏着个体艺术探索与艺术生存纠缠在一起的文化焦虑感。并由这两种艺术态度建立起来的艺术诗学与艺术批判文化氛围,成为一个地区边缘政治的话语方式。边缘就是中心,这是边缘政治的文化特征。西安的当代艺术就处在这种文化生态链上。作为地缘政治的西安,更多的政治资源是传统这一块。西安的周秦汉唐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章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成熟时期。活跃的传统文化中的地缘政治已经成为历史的标本,只剩下了供人瞻仰的陵墓艺术与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因此,西安的当代政治文化生活形成的地缘政治,相对北京、上海等地则显得很弱,相反,边缘政治则十分凸出。边缘政治由艺术家的个体或者是艺术家的群落产生。群落是一个松散的集合概念,它的边界的渗透与扩张能力极强,往往由不确定的个体自由组合,而自由组合形成群落的聚散的不确定性,使它始终处在边缘政治的地位。作为艺术群体则不同,它是一个相对严谨的一个集合概念,艺术体制内或者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中心形成的极其活跃地缘政治,容易产生艺术群体。然而并不发达的西安当代艺术恰恰就处在一个边缘政治的一种状态。边缘就是中心的理念也成就了西安的当代艺术,并形成了当代艺术多元化的格局。2009年的西安当代艺术的主体多重性在于,除了纺织城艺术区的展事频繁,包括曲江文化产业创业园等当代艺术的大小展览也频频亮相于西安,与此同时,西安艺术家参展于全国个地乃至世界的艺术展览,西安的当代艺术愈来愈凸显边缘政治为主体的、力求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展示方式。

生态文化多样性中的群落艺术

西安边缘政治的强势造就了西安当代艺术的多元化,虽然这种艺术的多元化还没有带来西安当代艺术的真正的繁荣,但是边缘政治的艺术的话语权的建立,同时也影响并带动了一个区域的地缘政治。以纺织城艺术区为例,区域性的艺术群落分别由艺术院校的老师与院校毕业的学生组成,加上纺织城艺术区远离艺术院校,纺织城艺术区成为一些艺术体制内生长而又试图逃离艺术体制的艺术家寻找的艺术发展空间。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决定了艺术感受与艺术表达迥异,加上西安的当代艺术市场的不发达,艺术作品没有艺术产品生产的市场途径与市场氛围。那种一窝风式的追逐流行艺术样式鲜为人见。自然,模式化的艺术群体难以形成。纺织城艺术区的艺术精神生长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始终让自己保持一个边缘政治的文化角色。同时促成了当代艺术面貌的多样化。因此,纺织城艺术区并没有因为艺术家结集而形成区域性的艺术模式。如纺织城艺术区的么艺术中心展览从群展到个展,艺术面貌的也完全不同。比如以“小线索” 为主题的陈艾丽的作品展中,钟表、矿泉水瓶子等生活日常物品,通过水墨书写带来了日常叙事的温馨与温暖。这个被西安美院副教授马晓琳誉为“现代消费的日常记录”是用“日常生活构筑了一个人的心灵景观”。陈爱丽的心灵景观中艺术诗学的呈现,恰恰是当代生活平民化情感的审美趣味的表达。而以“叠”命名的贺军的个展,则凸显宏大场面视觉的张力,同时彰显社会纬度下的政治寓言的犀利。如作品《桃花源》,把一个中国乌托邦式桃花源的寓言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肖像或者是革命家切·格瓦拉的肖像叠放在一个画面,把穷兵黩武符号中的军人、坦克置放在盛开的桃花丛林里,艺术图像中视觉悖论的背后是文化的质疑精神。把文化的质疑精神转换为视觉批判的美学样式,是贺军作品中呈现出艺术悖论的图像的构成方式。2009年艺术生态的多样性,是纺织城么艺术中心总监陈展辉先生人文性的关注与运作的方针策略。使得纺织城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艺术展事多于往年。仅2009年的艺术展览就有《内力》、《起色与特色》等群展个展达11个,比起2008年多了两成。2009年展览较为活跃的还有绳艺术空间、墨朗摄影车间。绳艺术空间的主人李世豪是个诗人,他在自己的艺术空间做展览没有任何商业画廊利润的追求,完全是凭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无偿提供给纺织城的艺术家500平米的场地,仅2009年做了《谷雨行为》《绳空间当代油画沙龙展NO2》等4个展览。其中主题为《五行》的蔡沙师生展出的一百多件陶艺作品展,是纺织城的艺术区首次以当代陶艺为主题的展览。墨朗摄影车间的主人豌豆是个摄影艺术家,第一次策划当代艺术展所具有的开放性,不仅聚集了国内优秀的艺术家与本土的艺术家一起参与展览,而且展示方式也别具匠心。如作品《房间·服务》,放到了蜗客酒店的客房。并且围绕着消费社会下的都市客房,展开的创意文化。艺术与客房之间互为媒介,同时寻找俩者之间兼容的契合点。在好玩与游戏中延伸思想的触觉。2009年底由王建玉策划的《聚》展览的现场放到了蜗客酒店的客房走廊,艺术与房间互为资源,50多件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凸显房间服务于艺术,艺术服务于房间的理念。突破了艺术展示空间与展示方式的固定模式。更重用的是《聚》把纺织城以外的艺术村落如罗家寨、二府庄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容纳了进来,边缘政治的理念在“聚”中放大。

如果把纺织城艺术区的展示作为一个区内与区外的划分的话,那么2009年纺织城的艺术家们艺术的“走进”与“走出”,共同制造纺织城艺术生态的多样性。纺织城艺术生态的多样性是它边缘就是中心的政治理念,围绕这个理念,纺织城的每一个展览都成为艺术观念生发的中心。同时包括艺术展示空间的换位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比如陈艾丽的《小线索》与贺军的《叠》西安、上海两地主展与巡展,由么艺术中心在上海策划的中韩艺术交流展,“东成西就原野展”放到了思班达么艺术中心的陕西蓝田的玉川酒庄。纺织城艺术家走出纺织城,在城市的蜗客酒店进行名为《聚》的展览,纺织城具有开放式的艺术展示机制正在建立。2009年纺织城的艺术家参加了“群落、群落”为主题的宋庄艺术节。作为策展人岳路平把主题定义为“西安派对——一个又软、又硬、天天生产艺见的流动群落”。岳路平认为他的“软”是西安纺织城艺术区与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理上的距离感;而岳路平的“硬”是作为西安纺织城艺术区形成的边缘政治带来的不同的艺术风貌。所谓流动的社区,在岳路平看来,唯有流动才是艺术发展的契机。而群落的艺术生成本身就具有流动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群落艺术是非主流性的艺术社区。而群落的艺术家的聚散,因时因地形成社区的脆弱性和活跃性同在的一种状态,恰恰给群落艺术带来了一种前卫的政治色彩。

群落艺术是边缘政治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艺术群落形成的早期,不同的艺术家带着他们的艺术理想结集在一起,艺术的原创是艺术家的立命之本。但是很快随着市场的关注度的加大,艺术面貌就有可能会出现向市场投靠。如果适时的与地缘政治结合,即保持边缘政治的独立性,同时与地缘政治的本土文脉建立一种契合关系。正像批评家彭德先生所说的:“挂靠本土文脉的另类构想是西安当代艺术的出路。它在观念上同当代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同艺术有关的人文思想呼应,在形态上同以往的艺术风貌拉开距离。作为向往当代艺术境界的西安艺术家,纺织城显然是一个据点。”纺织城艺术区作为边缘政治,它的艰难与它的先锋意义同在的悖论生长,决定了它是西安当代艺术生态系统的发生地。

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谋求融合

如何利用边缘政治刺激地缘政治,走出一条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路子,2009年由纺织城艺术区所在地的西安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纺织城地区综合发展办公室等单位在2009年的1030日举办了主题为“创意纺织城,幻彩60年”的纺织城艺术节。即是艺术社会学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某种融合的形式。这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艺术节显然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的色彩。西安纺织城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跃进时期由苏联专家指导上马的包括纺织与印染等项目在内的纺织工业系统。上个世纪未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处在灞桥的西安纺织城面临着结构性的破产,大量闲置下来的包豪斯建筑被冷落在西安东郊的白鹿塬下。自2007年始由西安部分艺术家的进驻,传统意义的纺织车间变成了艺术车间。这次艺术节上的主题展就有“进化论——纺织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远景”为主题的图片展。这里包括了纺织工业建立的初期、鼎盛期到转型后的艺术区的发展。整个展览同时围绕着纺织城的创意文化带来的生态的多样性,进行了多主题的展览。由西安美院雕塑系学生做的一组组纺织工人的化妆雕塑(活体雕塑)分布在不同的展区,成为了展览的灵魂。以艺术的手法重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记念更是一种感激和感动。就像用进化论来叙事纺织城的历史变迁,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它最终成为不断更新自己观念的载体。么艺术中心所做的“当下城市中的艺术节奏——全球化的区域创意产业前景”主题论坛认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催生着城市与建筑的更新,无论是有历史价值的还是没有历史价值的衰落的旧城区或旧建筑,开始在这个潮流中被重新介定身份。城市中最平淡的部分被赋予了新的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如果说,由计划经济模式的衰败导致着纺织城凋敝,让城市的再生的理念带来的创意产业,使一个工业概念中的纺织城变成一个的艺术区,它的商业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伴随着一个艺术创作基地的发展与壮大,艺术理念的多样化,其艺术的审美价值也凸显出来。2009年纺织城艺术节还有一个亮点是它的涂鸦墙的诞生。围绕着涂鸦墙的全民创作,从专业的美术院校的学生到幼儿园的孩子,整个纺织城的路两边,近两公里长度为1300多米、3000多平方米的涂鸦墙,绘满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卡通艺术与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具有城市元素的招贴画。涂鸦这个自由、随意、率性的城市艺术,把纺织城的艺术区装点的美伦美幻。

2007年艺术家的进驻纺织城到3年后由政府举办的艺术节,艺术与城市的内在联系促成一个区域的创意产业的发展。由艺术与城市联姻建立的一个城市建设发展形成的软实力,说明一个城市的再生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政府看到了这种软实力的前景:由纺织城艺术家的进驻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保护和促进艺术区的发展,建立和培育当代艺术市场,政府的扶持则显得十分重要。艺术节期间,主题活动包括了纺织城艺术区工作室开放展和艺术品拍卖会等八项内容,由此可见艺术节的文化创意机制与市场机制开始接轨。而这些均由纺织城所在区域的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发挥着作用。

或许“本土文脉的另类构想”就是西安的当代艺术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融合的一个契机。有了纺织城艺术区的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文化构建的设想与实践,2009年九月进行的以“中国意像·都市旗帜”为主题的西安曲江当代艺术季,也开始了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艺术当代的接轨。西安曲江当代艺术季参与展览的20个国家的中外艺术家100多人的拿出了包括绘画、雕塑、装置、现场艺术、影像与数码等艺术在内的作品,亮相于西安南郊的大唐芙蓉园。西安南郊的曲江曾是唐代皇家的后花园。现在是大唐文化审美记忆复制的仿唐建筑群落的集散地。作为传统曲江文化的发生地是否能够和当代文化发生关系,是曲江创意产业的主导思想。与纺织城艺术节的政府行为不同的是曲江创意产业一开始就是走的市场经营的路子,分别由几家创意产业公司运作的曲江当代艺术季,为了提升曲江创意产业品牌效应,第一次做当代艺术规模大、时间长、参展人数众多、形式多样在西安近几年来少见。虽然这是一次由曲江创意产业与策展人共同运作的当代艺术季活动,但是作为西安的当代艺术与本土文脉发生文化关系的艺术家黄锐的行为艺术《同时月》,成为“中国意像·都市旗帜”为主题的西安曲江当代艺术季最大的亮点。作品用了3千多个点亮的灯笼象征着月亮,由艺术家和群众在展出地曲江大唐芙蓉园的夜晚把持并游走,上面分别写着自中国十三个朝代在西安建都以来的历史的年谱。按照行为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同时光、同时域、同时月。表达了一个城市形态的历史的沿革。曲江创意产业运作的当代艺术季,同样是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产物。来自四面八方的独立的艺术家,他们的边缘政治的文化色彩,以及非主流性的前卫艺术的色彩,带着不同的艺术创作的理念,也为西安提供了不同的艺术面貌的作品。正如它的主题“都市旗帜”所强调的都市的创意文化,策展人舒阳、丁渔的艺术展览结集了这几年在全国较有人气的艺术家的关于都市文化的作品。这种艺术的定位和曲江传统文化相吻合。同时也和西安当代文化相吻合。可以说,曲江当代艺术季与纺织城艺术节成为西安2009年的两大看点。着实让西安的当代艺术火了一把。同时也为西安的当代艺术市场的培育与建立做了很大的贡献。

本土文脉的另类构想

2009年西安当代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凸显本土文脉的特点。

特点一,当代艺术家与策展人与西安有着渊源的关系。西安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以西安美术学院青年教师为骨干并由学院周边的城中村的艺术家群落和纺织城艺术区的艺术家群落。策划“中国意象·都市旗帜”艺术家舒阳,是十年前从西安走出去的艺术家,今天作为策展人的身份再次回到西安,在策划的“中国意象·都市旗帜”的前言中颇有一番感慨:“希望展览一是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方式;二是促进西安本土的当代艺术与外界更加广泛交流;三是让当代艺术扎根曲江,聚集繁衍,形成国内外艺术家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本土文脉已经成为西安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文化政治的一种认知方式。由纺织城艺术区加大力度的展览以及展示机制的开放,同时曲江创意产业的当代艺术的涉足也可以说明,西安的当代艺术的社会认知度正在加强。西安的当代艺术的内外交流、交易的平台正在建立。

特点二,西安当代艺术在遭遇西安艺术市场偏重传统艺术的尴尬与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当代艺术诗学与批判相结合的路子,不言放弃。作为西安的艺术家,艺术创作中西安本土文化资源的的融入,使得西安艺术家边缘就是中心的理念,成为西安当代艺术的创作面貌多样的政治基础。同时让更多的艺术家艺术态度鲜明,艺术面貌清新,并有机会参加全国各类艺术大展。青年艺术家王风华的作品《立杆见影》,将现代工业方盒建筑的玻璃幕墙与中国城市落后的传统电力传输系统交错并置在一个空间里,制造了蛛网密布的,一个令人窒息、令人焦灼的都市文明的悖论生存哲学的寓言。王风华的作品《立杆见影》的敏锐的捕捉到了中国当代生活进程中的悖论问题。并把对社会现实批判的态度隐藏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了中国当代生活的两种文明冲突与矛盾。而西安作为传统文化的重镇,与当代文明悖论生长,成为艺术家本土文脉的艺术发现与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王风华的作品《立杆见影》的艺术资源来自于西安,但是作品呈现的问题是中国的。作为中国制造的当代现实问题,也成为了王风华的艺术建构和艺术质疑方式的。王风华的作品《立杆见影》先后参加了2009年重庆首届青年双年展等全国多项展览。越来越多的西安当代艺术家把本土文脉的另类构想作为边缘政治的一种艺术呈现。他们不仅有机会参加国内的艺术大展、国际艺术大展,同时也带来了国际认可。西安美院青年教师董钧拍的记录片《大水》参加了2009年第27届法国国际环境电影节。董钧的人文关注从边缘政治出发,现实批判主义的态度使他很快找到了作品的切入点。作品《大水》按照董钧的话说,通过“选择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渭南(陕西)地区作为突破口,……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井市生活。”董钧所谓的清明上河图式是指《大水》作品中包括大禹庙、渡口、新豫村、一座消失的古城等六个影视单元,一次铺陈,六个单元即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正如CNEX基金会监制、策展人张钊维所说的在影片结构上采取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横幅滚动条的手法,分章节展开对水库区五个地点之不同人物与命运的考察与描绘。似乎,也只有这样的结构形式,才能恰如其分地展现这个承载着文明兴衰透视意味的庞大命题。”董钧的市井生活的长卷,传达着中国第一个“水利门”尴尬的历史与现实的信息。

2009年,当中国西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水成为了维系和制约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命脉。然而旱和涝都是每年都无法回避的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董钧《大水》虽然记录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次制定的治理黄河下游的三门峡的水利工程,但是,“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陕西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黄河航运中断;30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记录片《大水》的文字说明)。三门峡工程失败只是中国的“水利门”一个缩影,它同时反映了以传统的中国电力发展思维的僵化模式导致的后果。在中国,环保电力的发展与世界人口大国的电力需求的矛盾尖锐,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水利门”的隐患。因为任何自然形成的水道的改变,同时也带来环境生态灾难性的呈现。水资源发达的地区会造成持续性的大旱,2009年中国西南地区罕见的大旱是一面镜子。中国西南地区分布了不少大小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工程的利弊的问题已经直逼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董钧在作品中真实的记录了作为中国第一水利工程的三门峡水坝的发电力的低效率的尴尬以及和三门峡水利工程结下恩怨的自然生态与命运多舛的百姓。董钧作品中只用了影视叙事的最为客观的手段,以第三人称叙事与三门峡水利工程有关的事与人。冷峻的风格更增加了作品历史的厚重感与现实的真实感。但是董钧政治态度始终是清晰的:“水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像符号贯穿在整个影片的叙述之中,形成了内在的隐喻与象征,希望水最终超越它自身上达到一种哲学与生命上的思考。”水与影片的其它元素形成了一个共生的权力,然而权力机制的幼稚甚至是荒谬,都有可能成为毁灭自身的载体。但是能够大胆的甚至是批评的态度正视我们所制造的问题,比如中国式的“水利门”,以便减少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同时也给予繁衍生息这块土地上的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的空间。

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董钧,艺术的切入点放到了中国两大水系之一的黄河中上游段的陕西渭南地区,而且因三峡水利工程造成黄河的渭南段水面抬高,成为了一个悬河,由此引发董钧危机意识并创作了艺术作品《大水》。正如董钧所说的“我生活的西安,这是座太过厚重和保守的城,他们过分的关心死去的人和曾经的辉煌成就,陶醉于昔日的盛世时光中。但我想我要做的是记录下这正在发生的故事和这其中的芸芸众生,因为他太复杂了,什么东西都搅在里面。”董钧本土文脉另类构想,使他像西安的大部分艺术家那样,人文的追求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这就意味着边缘政治是人文意识的清晰与清醒。

同时作为西安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成为地缘政治的基础,如何击活传统文化资源以达到本土文脉的另类构想”,使边缘政治与地缘政治融为一体,是西安当代艺术真正繁荣的开始。

 

                                               2009年4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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