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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件与启蒙

已有 329 次阅读  2018-02-14 11:34   标签社会事件  启蒙 

欧洲启蒙运动

社会事件与启蒙

吴味

 

任何社会事件最初并不能自动成为启蒙事件。社会事件成为启蒙事件是知识人(广义)逐渐建构的结果。就像贾敬龙事件作为启蒙的意义,是包括知识精英(如法律人士等)在内的知识人共同建构出来的(甚至主要依靠知识精英的主导性建构),没有这种建构,贾敬龙杀人、杨/佳杀人等等,并不能自动成为具有启蒙意义的“贾敬龙事件”、“杨佳事件”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事件作为启蒙的意义因为其政治性而常常被夸大,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事件的政治功利性,其启蒙作用大打折扣,因为启蒙的直接目的不是直接的政治目的。

贾敬龙事件

对知识精英的启蒙作用的藐视带有反智主义色彩。当我们说“启蒙不是教化他人怎么做而是自己怎么做”的时候,实际上可能隐含这样一种意思——自我启蒙是不需要别人影响的,知识人谈启蒙就是教化他人。这是一种表面深刻的误解。实际上知识人思考启蒙问题是从自身所处文化境况的角度对启蒙的理解,由于文化的普遍性,知识人对启蒙的理解就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就可能成为对别人启蒙的启发。这种启发对于每一个人的自我启蒙来说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接受别人的教化。如果每个人的启蒙都不需要别人的启发——所谓的“教化”,那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就毫无意义了,而我们一直受到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如果没有那些人类思想的精英,人类有启蒙这回事吗?所以那种误解也隐含一种反智主义趋向,它抹杀了闻道有先后的差别。我们说启蒙是自我启蒙,不是说不需要别人思想的启发,而是说虽然受别人的启发,但最终也要靠自己打开自己的心灵之门,让理性之光照耀。这个心灵之门只有自己打开(自己要觉悟),别人毫无办法。

杨佳事件

    我这里所说的“反智主义”不是说崇尚愚昧无知,更不是说自己愚昧无知,而是在对知识精英的社会作用失望下的对知识精英作用的不信任,进而推崇大众自身对于启蒙的作用,从而将启蒙表面、肤浅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失望焦虑下的无所适从的民粹主义幻觉。今天的启蒙不是知识人的单方面灌输,而是与大众的有效互动,但互动有主次。

我们强调社会行动,但行动是思想的结果!当然,行动也是思想的源泉之一。知识人与大众的启蒙作用是不同的,知识人的思想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微信的思想性的讨论和传播难道不是行动吗?

我们反思五四启蒙的局限性,不是否定知识精英的作用,而是否定五四知识精英那种居高临下、唤起民众闹革命的启蒙方式。我一直认为启蒙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政治变革,而是为了人的自由独立主体性的普遍性建立。前者是政治功利主义启蒙,必然导致启蒙的失败,这也是五四启蒙的深刻局限性。

我们反思精英,其实不是否定精英本身,而是反对精英的传统启蒙方式(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实际上社会永远需要精英,只是精英需要寻找更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的方式。我的所谓精英是指真正的知识分子,难道现在中国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我们恰恰是缺少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我们更多的是喊口号的公知。

今天中国知识人(不仅仅是精英)依然陷入了五四知识人的同样政治功利主义心态,一切都盯着政治变革,甚至把围绕政治变革的社会行为本身当做启蒙,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变革的如期到来,以及即使到来了也不能保证它的实质性成功,泰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以为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变革是普遍性启蒙的结果。

信息化现场不等于启蒙,科技信息化手段本身不等于启蒙。启蒙可以利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反启蒙也可以利用,它只是手段而已。我看过一篇文章谈的是为什么信息社会反而社会民主转型更艰难了,原因就是反社会民主转型的力量更大程度地利用了科技信息化手段,分化瓦解了社会民主转型的力量。启蒙与反启蒙的情况也一样。启蒙根本上不是科技信息化手段实现的,它只决定快慢,却不是根本原因。

我们的许多知识人的政治行动本身就显示出反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本身就不够启蒙。现在我经常看到政治行为者对民间复仇——不仅杀作恶者,还要杀作恶者全家——的推崇,就是反现代政治文明的。这种既没有伦理学合法性、也没有法学合法性的思想和行为,难道是中国现在有文明前途的政治抗争吗?现代政治抗争需要推崇这种方式吗?遗憾的是现在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抗争思想的潮流,它在网络上很明显。这样的政治抗争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文明的政治转型,只可能得到另一个反文明的专制政治。邪恶的手段本身就是恶,不可能实现善的目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已经证明。

 我怀疑今天的社会事件由于极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而不利于普遍性启蒙。今天的很多社会事件,启蒙的意义可能很小,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行为。对于启蒙,知识人要将社会事件引导到对普遍人性的超越传统文化规定的讨论(揭示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从而真正建立基于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关键在普遍建立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而不是空喊普世价值口号,更不是只盯着政治变革。而这种真正的启蒙是最难的。

启蒙的普遍性早已有欧洲的先例,我们也有台湾的先例。今天大陆需要的启蒙其实是补台湾的课。没有启蒙的社会事件“启动”根本上是无用功,甚至起反作用,今天对民间复仇的推崇就是一种思想的倒退。民间复仇自古就有,但从来就没有因此产生文明的政治,它本质上是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对它的推崇是社会找不到出路的反文明盲动。

台湾的自我转型恰恰是大陆应该借鉴的,台湾承接五四的持续性启蒙对政治转型起到了内在的根本性作用,其它有些国家的政治转型来源于外力的作用,但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政治转型之后仍然需要启蒙的持续支撑,而大陆依靠外力的直接干预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极小。

启蒙的学术从来没有离开现场,而只是对现场的纷乱的思想有所甄别,而不会被现场牵着鼻子走。社会虽然信息化了,但作为人的现代本质---即普世价值,并不会被否定。所以启蒙的手段或许会改变,但启蒙概念的本质以及它与人的普世价值关系的逻辑,永远不会死掉。

我们对社会现场的启蒙的过度肯定,多少是对现场普世价值口号的启蒙幻觉。我们之所以找不到出路而至于倒退,根本上是源于拘泥于普世价值口号,而缺乏对我们何至于此的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根问题的揭示,这种揭示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仅仅是为了诞生一代新人,且真正的出路也来源于这种内在启蒙,因为它针对了我们的特定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富于智慧的特定出路想法。

所谓制度影响启蒙,是针对思想传播而言,而我们的问题是没有针对我们的文化的特定的启蒙思想,只有一些普世价值口号,这些口号是没办法将深陷中国传统文化泥潭的中国人拔出来的。特定启蒙思想要靠知识精英研究,它与制度自由与否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今天的语境中启蒙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是有很大自由的,恰恰是那些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受限制,但这些话语启蒙意义很小,甚至没有或反启蒙,但许多人误认为它们启蒙意义很大。

(注:该文是根据笔者发在“鳌湖艺术防疫站”微信群中的微信整理而成)

2016年11月19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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