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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骂人事件与“侠客道德绑架”

已有 291 次阅读  2018-03-19 19:56   标签地铁骂人事件  道德绑架  见义勇为 

地铁骂人事件与“侠客道德绑架”

吴味    

最近,网上(包括微信)又传播一个视频:一青年男子在地铁辱骂两个女子长达221秒,期间男子还抢夺了其中一个女子准备报警的手机,并多次狂言要打两个女子,最后女子被男子猛推下车;而在整个过程中,一车厢人没有一个见义勇为,制止男子的流氓行为,好像都“无动于衷”。

这个事件又一次引爆网络舆论,众多网友都谴责(包括写文章)现场看客多么冷漠、多么没有良知、多么没有正义感、多么没有团结精神……就像每次出现类似事件的社会舆论一样。

然而,这里我要反问的是,网友的谴责能够成立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看多了,还以为遇到邪恶都应该像侠客一样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就是冷漠,就是没有良知,就是没有正义感,甚至就是助纣为虐,在道德上就是恶。实际上这些人秉持的是一种“侠客观念”。侠客观念源于古代血缘宗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宗族观念和法治不彰导致的个体惩治邪恶的正义观念。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一个宗法社会,血缘宗亲观念强烈,法治程度极低,这导致中国人内心深处普遍都有“侠客观念”,现在我们的武侠小说、武打电影简直是泛滥成灾,就是这种普遍性“侠客观念”的表现。

但“侠客观念”有两个重要表现方式:一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没有明确区分,个人的事就是社会(包括政府)的事,社会的事就是个人的事,这也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二是个人决定惩治邪恶的方式,这导致侠客见义勇为常常惩治不当而自身变成邪恶。尽管“侠客观念”内含强烈的正义感,但它的表现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格格不入。

谴责不见义勇为的人实际上像古代侠客一样,区分不了个人责任与社会(政府)责任,将它们混为一谈。就社会现场邪恶暴力事件来说,直接对抗邪恶暴力的责任在社会(政府)治安系统(警察、保安等),而不在现场的普通公民。社会治安系统相关人员才有直接对抗现场邪恶暴力的能力,作为普通公民既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见义勇为。所以,普通公民不见义勇为是他们的权利,在责任上并无法律过错,也无道德过错,更没有逾越道德底线。而且,普通公民见义勇为,极有可能遭到邪恶暴力的伤害,在事件的紧急关头,很难准确判断邪恶暴力的状况(包括是否藏有暴力工具、是否有武功、是否还有其他未现身的同伙等等),也无法把握是否能够得到现场其它看客的帮助(现代独立原子化的个体在危急关头不易团结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就无法判断邪恶暴力伤害自己的可能性大小,那么从保护自我生命的角度来说,普通公民不见义勇也是他们的权利,同样并无法律过错,也无道德过错,更没有逾越道德底线。

这就是说,不见义勇为是每一个公民的“消极自由”权利,而见义勇为是每一个公民的“积极自由”权利。“积极自由”是崇高的,它是一种道德在底线之上的崇高追求,在制度和舆论上应该鼓励、提倡(对未成年人不能鼓励提倡);但“消极自由”虽然不崇高,但也不是丑恶,它是一种道德在底线之上的平凡或平庸追求,并不能说是道德之恶,在制度和舆论上,可以不鼓励、提倡,但绝不能谴责、压制、更不能打击,否则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积极自由”道德绑架——每次暴力事件舆论对普通人不见义勇为的谴责就是这种“积极自由”的“侠客道德绑架”。“积极自由”道德绑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深重教训的,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所以,面对社会现场的邪恶暴力事件,作为普通公民,你可以为了崇高选择“积极自由”的见义勇为,在对邪恶暴力状况有比较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有一定把握地见义勇为,这种人总是极少数有一定技能的人。而绝大多数人更应该选择“消极自由”的不见义勇为(指不直接对抗邪恶暴力),社会不应该鼓励、提倡普通人为了崇高而奋不顾身的侠客式见义勇为,以免生命无谓牺牲。不过,虽然可以不见义勇为,但也可以采取某些受伤害可能性很小的行动,如隐蔽地报警、隐蔽地取证(拍照、录像、笔记、默记等)、有人见义勇为时适当施以援手、施暴人逃跑时呼喊、做证人……为现场或事后打击邪恶暴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才是现代社会应该大力提倡鼓励的。但即使任何事情不做,完全所谓“无动于衷”(实际上很难判断是出于道德冷漠的“无动于衷”,还是利害权衡的迫不得已,只有上帝知道),也是公民的“消极自由”权利,也不能在制度和舆论上谴责、压制、更不能打击,否则仍然是道德绑架。“有动于衷”要靠对“有动于衷”的提倡和鼓励,而不是靠对“无动于衷”的谴责、压制和打击。

也许有人担心,社会会不会因为有不见义勇为的“消极自由”权利而失去进步的可能性呢?我认为绝不会。我在拙文《沉默不是风骨也是权利》中说:“因为从自由意志角度而言,任何人虽然既有不沉默而抗争的可能性,又有沉默而不抗争的可能性,但人在本质上是不断希望进一步自由的,这是生命源于本能的理性,所以前一种可能性是更大的。那么社会通过提倡不沉默而抗争的权利、而不是压制或同时压制沉默而不抗争的权利而不断获得进一步自由,完全是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也被历史发展一再证明。”(参见吴味的公账号《问题主义》2016年6月10日文章)

事实上,上述事件中,现场有人(一位女性)隐蔽地拍下视频并发布于网上,直接帮助了警方抓到了哪位辱骂女子的流氓男子,正义将会得到伸张。由此我们并不能说现场的人完全是“无动于衷”(其他人也未必是“无动于衷”,也不能说是多么冷漠、多么没有良知、多么没有正义感、多么没有团结精神……理由见前述),这才是现代公民社会面对现场邪恶应该推崇的公民理性行为(为那位拍下视频的女子点赞),它是一种隐含良知、正义感和法治精神的理性行动。相反,设想那位女子不是隐蔽地拍下视频,而是像侠客一样挺身而出,万一那位流氓男子携有凶刀,则很难说见义勇为的女子不受伤害。相比较,哪种方式更有利于伸张正义而受伤害更小呢?

针对现场邪恶暴力事件,现代公民社会需要明确区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绝不能在舆论上搞“侠客道德绑架”,而逼迫普通人所谓见义勇为而铤而走险,做无谓牺牲。

201735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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