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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繁著《沧海之后》编辑手札

6已有 953 次阅读  2015-03-06 01:59   标签沧海之后  付如初  简繁  刘海粟 

看呐,这美术圈的人!

——从《沧海》到《沧海之后》

付如初

 

沧海三部曲 沧海上下卷 沧海之后

 

 

《沧海》的故事

 

2000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三卷本的书叫《沧海》,是国画大师刘海粟的传记,作者是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简繁。书出版没多久,就因为种种原因由三卷本修订成了两卷本。

 

在这本书里,简繁以自己在刘海粟身边所保留的近二百盘录音带为蓝本,以采访刘海粟的妻子夏伊乔、刘海粟的侄子刘狮的妻子童建人和南京艺术学院的谢海燕、王秉舟等很多人,乃至和徐悲鸿的儿子徐伯阳的通信等等为素材,“塑造”了一个摘下艺术大师桂冠的刘海粟,一个私人生活领域而非公共生活领域的刘海粟。

 

作者“拷问私德”的立场;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以及不为自己讳的态度;以及从未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只凭着表达天分写作的本能冲动,再加上一种缺乏人性体贴的历史观等等,都使得这本书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阅读冲击力和情感挑战力:《沧海》的整个世界都让人不适。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说,读者自始至终都能占据比作者、甚至比刘海粟更高的道德优势和人格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沧海》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奇书之一,读过的人无不留下深刻的阅读记忆。

 

当年的美术界和文学界显然都没有想到,刘海粟这个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国画大师,这个在建国后的历史中经受了太多折磨和苦难的老知识分子,这个一生都没有离开徐悲鸿们缠斗的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另一大代表人物,却在最该继承自己衣钵,最该维护自己的学生笔下被“解构”了,而且解构得有点丑陋不堪。

 

《沧海》里的刘海粟,固然有很多关于绘画技艺、关于审美鉴赏、关于美术教育,乃至关于近现代历史上人与事的真知灼见,但更多的,是他“绑架”故去的康有为、蔡元培、傅雷等名人来篡改历史用以自我塑造;是他对围绕在身边的人“诱之以利”的自我吹嘘;是他对初恋、几任妻子和孩子的薄情寡义;是他审时度势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标榜,甚至是他“人前显贵人后寂寥”的无徒无友。如果读者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动荡缺乏必要的理解,如果读者缺乏一定的人生阅历,那《沧海》极容易被认定为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丑陋之书,作者简繁也极容易被认定为一个“欺师灭祖”的角色。

 

今天看来,抛开具体的人事纷争,《沧海》当然不只是一部奇书,它更是一本大而厚的历史之书和人性之书——它几乎以一种完全不自觉的状态,纪录了20世纪中国美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和大时代的复杂关系;纪录了在时代的动荡之中,龙跳虎踞的人物如何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弄权使诈,经受人格塑造和人性扭曲;纪录了在“文无第一”的永恒法则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法则之下,刘海粟和徐悲鸿的学术派别之争的偶然和必然。甚至,它纪录了艺术家的放浪形骸对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双重占有和剥夺。

 

如今,《沧海》风波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简繁再次命笔,写下新书《沧海之后》。在这本书里,作者讲述了《沧海》风波的始末,也试图为《沧海》的写作立场和态度做一定的解释和反省,以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刘海粟的艺术地位和历史地位,看待刘海粟的自我经营和名利之心。

 

作者开篇不久即自曝隐情:他有先天残疾——色盲。而当年他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底层子弟的身份阴错阳差地考到刘海粟身边,成为国画大师唯一的研究生,只是因为钻空子躲避体检!至此,或许《沧海》的读者才明白,简繁就像一个中国版的于连,在巨大的人生跨度中,经受了太多人格和人性的考验。他内心的卑微转化为不可化解的愤激的情绪,酣畅淋漓地体现在《沧海》之中:一本奇书背后潜藏的都是“人”的隐秘。

 

《沧海之后》的故事

 

当然,《沧海之后》不只是在以上意义上续写《沧海》,它还有继续记录时代的追求。而且,这种纪录,因为作者秉笔直书的写作态度和挑剔私德的激愤,读起来依然让人不适。

 

如果说《沧海》是写给20世纪中国美术家的,那么这本“《沧海》后传”,在作者的意识里,就是写给大裂变时代的当代中国美术家的。如今在画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乃至普通老百姓都有所耳闻的人物,诸如丁绍光、史国良、范曾、陈丹青、袁运生、陈逸飞等等,都不同篇幅地出现在书中。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主要是通过作者本人和有“联合国艺术家”称号的丁绍光的交往,写当代美术界的生态,写这些中国美术家在海外的走投无路,写他们“出口转内销”之后,在商业化和收藏热中的种种炒作和包装。作者以好朋友、圈内人或者知情人的身份,写了许多读者耳熟不能详的故事,披露了“世俗意义上的很多‘隐秘’”(作者自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曾经出现过美术家的出国潮。简繁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众所周知,经济和文化均处于弱势的中国美术想进入美国、想走向世界,何其难也!在中国动辄前呼后拥的刘海粟在美国也只能困居老年公寓而一筹莫展,遑论那些后学晚辈。史国良的出家还俗、范曾的去国归国,陈丹青在中美两国的水土不服等等,都是其中真实的写照。和这些铩羽而归的美术家相比,丁绍光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但他的成功,在作者简繁看来,并不是艺术的成功,而是得益于他无下限的自我包装和自我炒作。

 

近年来,在几近疯狂的书画热中,一直都不乏理性的声音:中国的书画收藏热是热了“钱途”冷了艺术;热了名头冷了实力;热了买卖冷了鉴赏,非常畸形。由此而来,美术界很多所谓的“大师”“巨匠”开始内靠官场外靠商场,一步步攫取着巨大的名利。简繁以自己的见闻,以自己认定的“真相”,纪录下了其中的细节。同时,他也试图从“人”的角度,思考人生百年之间,追逐名利之途的得与失。

 

书中,史国良的故事最为耐人寻味。作者把一代画僧当成“中国画家命运沉浮的典型例证”来写。史国良在海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抛妻别子出家,到星云大师门下寻求出路,找到了成功失掉了自由;成功之后,他回望红尘,颇多无法舍弃,于是又还俗。

 

在书的第七章《兰花花》中,简繁用朋友的视角,纪录了这前前后后的很多细节,包括他对妻子和儿子的愧疚,他在出家和欲望之间的挣扎,他对于物质和名利的态度等等,颇为动人。可以说,这是简繁写得最成功的一个章节。他用一种难得的悲悯之心触摸到了史国良最真实的困境,也感同身受到了他面临的最纠结的困惑,同时,他又从一个较高的层面表达了自己的感悟:“当初促使他决然出家的理想,已被囤积财富的欢悦逐渐销蚀……”

 

通过这些故事,《沧海之后》试图表达一种代际更迭中的历史的悲剧性:从刘海粟那一代到简繁这一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美术家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重负和派别之争在逐渐减弱,但名利对人性的整体侵蚀、对人格的全面剥夺却愈演愈烈。中国近现代史的沧海横流,显示了刘海粟们的“英雄本色”;而当代中国的欲望横流,显示的却只是“鼠辈经营”的可悲——是赤裸的现实剥夺了悲壮的美感,还是人性堕落本身舍弃了自身的尊严?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在一般人眼中,艺术家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疯子”或者特立独行者的帽子,在人群的大海中,他们像一个个孤岛。尤其是画家,色彩和线条的表达方式仿佛总是让他们站在世俗生活之外,而基于灵感和激情的创作方式也总是让他们蔑视通常的人情伦理。然而,所有的艺术家又必须面对日常和世俗。《傅雷家书》中说:“凡是有利于艺术的,往往不利于生活;因为艺术家两脚踏在地下,头脑却在天上,这种姿态当然不适应于生活。”

 

从这个角度说,艺术家更像是上帝和魔鬼打赌的筹码,伟大的歌德所提出的“浮士德难题”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也体现得更为典型:他们向往灵魂的生活却面对着世俗的诱惑,灵与肉的冲突、自然欲求和道德伦理、个性张扬和社会责任的矛盾等等,都无比激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善于与世界妥协,不善于与别人相处,甚至也不善于与自己相处。如果不是女人为他们缓冲,他们与世界和自己的敌对关系不知道会惨烈到什么程度。

 

《沧海》里,简繁写到了以师母夏伊乔为代表的女性,她们是刘海粟们动荡生活中安稳的底子,支撑了他们对世界的游离,缓和他们与世界建立的战斗性的敌意。而在《沧海之后》里,简繁也写到了这样的女性,那就是他的同居者、台湾女人杰妮芙和画廊老板、印尼女人梁思雨。

 

杰妮芙是台湾留美的学生,和简繁萍水相逢。在简繁困居美国、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对他施以援手,帮助他联系美国的博物馆,给了他安身之所,并支持他在几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全心完成《沧海》的写作。之后,简繁又在股市赔光了她的积蓄。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两个人生下的唯一的女儿被重度烫伤。无情的世俗生活让杰尼芙性情大变。简繁一方面写出了杰妮芙的从容淡定、淡泊得失,另一方面也在字里行间表达对杰妮芙的不满,强化自己决心和杰妮芙在无爱无婚姻的同居状态下终老一生的“牺牲”。

 

有意味的是,简繁当年作为旁观者,看到夏伊乔为刘海粟全心全意付出的时候,对夏伊乔表达了很多的尊重,甚至为她鸣不平。但面对自己身边为自己全心全意付出的女性的时候,他的体恤和尊重少了很多。当然,读者并没有因为作者的写作立场就减低对杰妮芙的尊重和怜惜,杰妮芙的人格光华还是透过简繁的自我辩解闪耀出来。

 

艺术家为了避免心灵的怠惰和情感的迟钝,不停地从女性身上寻找创作的灵感,寻找和世界对话的途径。在艺术家的世界里,女性仿佛是他们贡献给艺术的“牺牲”——如果作家能够给杰妮芙更多的“人”的关爱,更多女性的关爱,能够少一些自以为是的正确,多一些自以为非的体恤,会减低读者阅读的情感不适。正如在书中,面对九十岁的、仍旧生活在底层的父亲,功成名就的简繁纵使有再多的积怨和不平,都不能再“审父”了一样。读者对文学所呈现出的伦理秩序有普适性的、向善趋美的基本要求。而如果一个作家面对人世间最温暖的亲情和爱情,都不能减少战斗性的修辞、增加自我反省和自我克制的话,那于他作品格调的伤害是很大的——所谓文学的“真善美”,其实就是在不堪忍受的真实之上,人性保持着向善趋美的永恒追求。

 

另一个女性梁思雨,是印尼的华裔,在印尼反华侨的风波中,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她就像一个受难的天使,抚慰了太多到海外淘金的美术家和艺术家——她为他们提供栖息地和庇护所。导演吴天明就曾经寄居在她家里。她对简繁的帮助也无私而慷慨,对背信弃义的人也总是宽容和体恤。跟周围那些蝇营狗苟的男性相比,梁思雨身上充满了人性的温煦和光亮,甚至充满了母性和神性的光芒。

 

当然,书中也写到了很多“无名”的女性——比如丁绍光一任接一任的妻子,比如史国良的妻子,比如那些追求简繁的美术系的学生等等,当然,她们不只是牺牲者,她们也是名利场中的一环,是畸形艺术生态的一部分。

 

如果书也是有颜色的,那简繁的《沧海》和《沧海之后》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阴郁的,而且他充分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当然是“抑”的更多,而“扬”的很少——惟其少,却亮得刺眼,让人过目难忘。书中的几处亮色,除了这些美好善良的女性,还有他的老师、反右中被下放的画家申茂之;还有他自始至终都对之表达了太多不屑和不满的老友丁绍光。

 

丁绍光作为“画坛及时雨”的慷慨、包容、大度,顽强地透过作者的褒贬闪耀出来。书中的很多细节,读之令人动容:比如其中一个,简繁长途跋涉去找身居沙漠边缘的丁绍光聊天,深夜返回不认路,丁绍光开车带路,途经一个加油站,简繁以为他要加油,没想到丁绍光却下车敲窗,他怕简繁半路抛锚。诸如此类的细节举不胜举,而这种由生活细节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会深深打动读者,甚至反过来为他赢得读者的宽容——读者总是倾向于宽容有缺点的好人,体谅他们的为生活压迫和为名利所累。主要人物丁绍光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的吊诡之处——人物在读者心中激发的情感会溢出作者的好恶而获得自身的逻辑。

 

世无全人,为善为恶,随境而迁,单论行迹,矛盾甚多,而文学往往需要透过行迹见其人格性情。所谓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也体现于此。简繁在书中反复表达,自己着眼于“人”的书写,是想探求人何以为人的特质。为此,他表达了太多的困惑。但文学显然不只是表达困惑的,它还应该有抚慰的功能——抚慰世间的苦难,抚慰那些充满悲苦的人。

 

即便如此,《沧海之后》里的简繁也比《沧海》里的简繁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步。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大哥的去世、女儿的受伤、父亲的去世等一系列生活的苦难,都让简繁开始敬畏生活,敬畏命运,让他开始学会珍惜,也让他开始自我追问,自我反省。

 

一曲美术界的好了歌

 

看简繁的书,时常会让人想到“虔诚”和“忧愤”两个词。简繁对文学,对文学表达的功能有着一种近乎膜拜的虔诚,“屈原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文学理想仿佛是天生在他骨子里的。而与此同时,对世界的拷问,对人的拷问,并由此生发的“忧愤”也是在他骨子里的。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愤激之忧和个人之忧,他不妥协,不包容,不原谅。他“至察而无徒”。他苛求世界,苛求人,苛求自己。因为这种苛求,他写不出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文字,而只能写和着血泪的“奇书”。

 

而读一本奇书,在几种关系的认识上都足以对读者的审美智慧和人生智慧构成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圈里和圈外的关系。圈里人写给圈外人看的书,“奇”的效应是天然的,但这种新奇毕竟是短暂的,真正的奇在于圈内规则的揭示和圈内人性独特性的反映;而且,同样一件事,圈外人觉得不可理解,但圈里人就会觉得在情理之中。其次,是真实和真相的关系。作者眼中的真实,作者所谓的“秉笔直书”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呢?在一个人的真实和事情的真相之间,存在着多少种可能?再次,是人品和人性的关系。人品是道德范畴,只与利害相关,而人性是文学范畴,与共通性有关。用人品衡量无法理解的问题,从人性的角度就可以理解——人性是共通的,有永恒的困惑和疑难,而所谓“文学是人学”,也指的是人性而非人品。

 

当然,因为简繁是非专业作家,在这些关系的处理上难免不够圆熟。所以,从题材驾驭和表达效果上看,他的书就只能停留在“奇”,而不能升华为“好”;只能成为奇书中的经典,而不能成为好书中的经典。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世间万物的法则都难逃于此。

 

那么一本好书和一本奇书的区别在哪儿呢?

 

个人以为,禁得住读,耐得住读,不断被反复重读,并且永远不会耗尽它想要对读者说的东西,是好书高于奇书的特质之一。而且与文学的抚慰功能相适应,好书比奇书更具有神的光芒——这就好比《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区别。或许《金瓶梅》的世情智慧比《红楼梦》更高一筹,但它却没有《红楼梦》的理想情怀和神性光芒。而很多时候,这种情怀和光芒足以让生存智慧从世情跃升为人生,从而也使表达智慧从直抒胸臆跃升为曲尽人心。

 

一切有关苦难和救赎的思考,都在告诉人类,人能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而这种智慧,很多时候是自贵其心,并依着一种心的高洁来调整看待人和世界的眼光。

 

面对人性幽暗,面对一片虚空世界,《红楼梦》用《好了歌》为眼,劝诫世人:

 

“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显然,《沧海》和《沧海之后》看到了万般世相,也见识了人心曲晦,更敏感到了永恒的孤独和虚空,但可惜的是,在与性格局限和人格局限较力的过程中,这种艺术的天分和敏感却每每败北。

 

当然,对一个画家来说,能够用毕生的传奇和苦难写作一部奇书,已然足够足够。或许,在美术界疯狂牛市降温的大背景下,在艺术良知和人性良知亟需重建的大背景下,关于《沧海》和《沧海之后》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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