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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之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已有 63043 次阅读  2017-06-28 10:30

  

           宪政之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信稿摘录者按语:冯胜平先生是王沪宁先生的复旦同学,现为旅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博士。下面三封信,是他在2014年写给***总书记的。数天前,友人微信中发来始读之。读后令人欣慰,倍感振奋。这几封信不但是写给习总书记看的,也是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能在微信上读到,说明已半公开了。为什么现在我摘录发出来呢?原因有两个:一是读后我想转发,却怎么也发不出去(可能转发技术有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三封信约有两万多字,太长了,老百姓大都读文论的耐心有限。思考许久,我暂时放下画笔,通读两遍后,从个人思考的眼光与角度,进行了重要文字的选择摘录,并附以“宪政之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大标题在博克中发出来。我是将这一摘录转发的过程当作一种行为艺术作品来完成的。浓缩后的信稿文本也有一万多字,请朋友们耐心一阅,相信您们和我一样,读后在思想上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新的信心与希望。

中国民众也极需要对宪政知识进行一种文化启蒙,这关系到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百多年来,为了一个美好明天的到来,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 信稿摘录者:杭法基 2017年6月27日  

 

 

 

一、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冯胜平致习总书记的第一封信(摘录)

 

人们终于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包括对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会以悲剧告终。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制衡的问题。

但在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刘一民“致***先生公开信”的评议)。

但现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从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人民公社”,但它们都失败了。

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

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

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

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内民主。....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也不该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宪政经验: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定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1789年,美国举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认识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座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记录》(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惊讶地发现: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1)行政权 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

(2)立法权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

(3)司法权 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

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 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数以万计的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重读历史,....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

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

切不可认为今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

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吊诡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军队支持政改的目的是让军人远离政治,不再干政。总而言之,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

 

南主周末事件的启示

在南方周末事件上,习总书记的讲话被人们按自己的愿望解读。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多元化时代。

今天,面对的是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梦,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 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抚。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

 

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葬,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发财的人。

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与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精心准备和充分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有未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能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真正的伟人。

 

 

二、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

        ——冯胜平致习总书记的第二封信(摘录)

 

1、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掌握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顾历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干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对,而是权力失控。上世纪***和戈尔巴乔夫政改,无论初衷如何,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自己被软禁,也只能结束了。同样,满清末年宪政改革改出了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断头台,也统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与此相反,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顶层设计,强制推行”的结果(俞可平)。俾斯麦说,民主是奢侈品,它只适用于有准备的人。彼得大帝用强力改造落后的俄国,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2、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

古希腊梭伦有“立法者去国”之说,中国有无欲则刚的古训,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华盛顿的国父地位在美国无人可及,更因为他可以连任而不连任。拿破仑之误,在于做了拿破仑,还想做皇帝。如果说推动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伟人,那么功成身退,主动走出权力竟技场的人是圣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缺的不是运动员,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领袖。宪政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控制局面。

3、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

如果说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继承和执政党内部关系问题,宪政则关系到社会的治理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和民主一样,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

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未来的十年,是厉行法治的十年。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尊重法律的权威。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法治就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党也就永远无法走下法律。如果说法律是红绿灯制度,党就是警察。交通规则建立之初,警察的责任就是监督执法。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闯红绿灯,警察不再需要,党也就自然而然地随警察下岗,走到法律之下。

党是“上岗的”警察,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谁管警察?对于不习惯于权力制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必定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其实,对权力最好的制衡就是权力本身。一个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但只要引进选举机制,让两个警察竟争上岗,他们立刻就会畏法如天,成为公仆。

4、强国VS宪政

强国有风险,宪政更不安全。在极左和极右派的字典里,宪政直接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搞宪政呢?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而是宪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梦,而宪政则关系到太多人的具体利益。换句话说,强国是理想,宪政是现实。避开现实奢谈理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强国和宪政并不矛盾,宪政是强国的基础,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反之,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强国排斥、代替宪政,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5、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制的产物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与三民相对应的,是中国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当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博弈的必然结果。....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6、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他们已形成部分的权力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是最大的盟友。如果你以反腐、清党、阳光法案作为改革重点,他们就是你的敌人。你要挖人家的祖坟,他就要和你拼命。但是,如果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以推行82宪法和07物权法为目标,就很能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82宪法是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反思的结晶,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具有同82宪法一样重要的意义。作为未来宪政的基石,它们都是好法,必须贯彻实行。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

7、呼之欲出的党内民主

如何从“党天下”走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天下”,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除了党内民主,笔者看不到任何走出”党天下“迷局的道路。

2007年的民主推荐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高级干部自由提名,按一人一票原则实行的党内民主选举。通过200人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次有了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虽然不广泛,且限于高层,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权力交替的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只要改革不失控,民主选举在共产党内的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

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实行指定制是一个历史进步;从指定制过渡到高层内部协商是又一个进步;从高层内部协商到党内公开选举则是共产党摆脱封建,走向民主的最后一步。

习先生,你离历史只有一步之遥。

 

 

三、党主立宪(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冯胜平致习总书记的第三封信(摘录)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市场经济。尽管这一模式伴随各种弊病——低人权、低道德、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它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与中国模式讨论并行的,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该是共产党+宪政民主。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目标就应是消除不公。贫穷与不公,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动荡革命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环。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制国。....宪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实现这个梦。

2、法制是现代化的灵魂

在任何社会中,权威都是个定量,游走于法与人之间。法的权威多了,人的权威就少。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的国人来说,法制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

人治还是法制,取决于信仰: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领袖,领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领袖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从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观念改变,更需要制度建设。....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

即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国正在现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

人治社会中,政府告诉人民享有什么权利,凡是政府不允许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会下,人民告诉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人民不允许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在美国,“法无禁止即自由”。

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宪法的权威。

3、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辛亥革命以来,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学者向权力下跪的阶梯。每逢新君登场,必伴有他们的鼓噪。杨度的劝进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戴季陶把蒋介石引入专制歧途;***的新权威主义加剧邓小平对他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六,四悲剧。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永远在寻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宝座,再看他坠入地狱,最后树倒猢狲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89年的中国,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权威,但真正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树法律的权威,立宪政的权威。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满意。前者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后者希望习先生成为蒋经国。但是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台湾民主经验在大陆也未必适用。蒋经国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继而皈依三民主义,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务手段治国,最后以强权结束了蒋家王朝。与蒋经国不同,习先生即没有太子的身份,也没有特务政治的劣迹,更没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当了***,何必再做蒋经国!你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结束三千年的专制,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党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奸商内外勾结,把共产党变成了“地产党”,“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又来路不明,他们最怕“双规”最恨“共产”。把共产党吃光喝光,然后挖个坑埋了,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经商“经”成亿万富翁是光荣,从政“从”成亿万富翁则是耻辱。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人数最多、也最富有的党,中共已经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铲除腐败,把公平还给社会,权利还给人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制国家。

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决定》接近常识,两万字的文件,通篇不谈宪政,通篇皆是宪政,没有一处赞美共产主义,也没有一处批判资本主义——仍旧是不讲主义,不争论。《决定》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号准中国的病脉,提出了急待解决的六十个问题。自由派人士若有识,应看到《决定》强烈的法制色彩——贯彻落实六十条,条条需要立规,处处需要守法,如果这还不是宪政,我不知道什么是宪政。左派人士若不怀偏见,也应看到《决定》向民生的倾斜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假以时日,立规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实现六十条之日,就是中国宪政之路。

4、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的确,如“水门事件”显示,美国政治一样有黑幕,政客们也常常不择手段。但他们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不用军队搞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在西方已经走出了丛林,成为文明人之间的游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职责是保卫国家。它不是党卫军,不应用于党争,更不能用于对付民变。应该尽早立法,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丛林。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

中国政治的盲点,也是自秦始皇以来几百代中国帝王的梦,就是“千秋万代”一统天下。这不是智商的问题——几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为什么都梦想“千秋万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断言:“人治不绝,刁民不止”,讲的就是人治与刁民的关系。在人治与“千秋万代”之间,似乎也有同样的关系。法制社会下,当国者没有想传位给儿子的;人治社会中,一旦位极人臣,没有不想传给儿子的。这是制度决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并不一定能保政权。

5、宪政是平衡贪婪和恐惧的最好制度

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成为共识。....既得利益集团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6、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穷人,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对这种心态虽理解,但不敢苟同。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介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

赶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顶峰,人民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开方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四?

8、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宪政

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府论》,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贵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专制是人治的表现:僭主是一个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数人的专制。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他反对民主,因为他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罪名是蛊惑青年。柏拉图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规则。有规则是君主,没规则就是僭主;有规则是贵族,没规则就是寡头;有规则是共和,没规则就是民主。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制,中国大概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离不开日据时代的法制建设。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阴谋论思维

来美32年,曾接触过美国一些右派领袖,如赫尔姆斯、克莱恩,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笔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生于冷战,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核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是死亡游戏。这个死亡游戏有个英文名字 MAD(疯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狱(双方确保摧毁)

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10、结束语  

  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要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冯胜平  2014年8月27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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